日本新宿地区现代化过程探究

新宿地区在日本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郊区驿站到繁荣城区的转变。江户时代的新宿地区适应幕藩体制对交通的需求兴修交通设施和驿站旅馆,带动了此地区的经济发展并逐渐成为交通枢纽。明治时代的新宿地区由于武士阶层解体,开始大力发展商业和现代化农业,成为东京郊区中发展最快的地区。大正昭和时代的新宿地区完成了职能的转变,最终成为东京商业和交通的中心。通过对其历史的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的现代化历程,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试论大正日本文学中的东方主义

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年代,随着大日本帝国的建立,日本文学中形成了"东方主义"视角,拥有了一套用来表述其他亚洲国家的霸权话语体系。中国由于悠远的历史、广袤的国土、适度的距离成为大正年代日本作家普遍关注的"东方异国"的主体。他们用经典文本中的幻象取代中国的实体,在中国寻找神秘浪漫的异国情调。同时,中国作为日本的"东方"使日本作家自身的殖民者身份得以确认,中国因此成为日本帝国文化的有效参照系。但是,当大正年代的日本作家对"中国"现实的了解达到一定深度时便普遍停止了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叙事——既是出于对记忆深处的美好的中国古典的回护,也是出于对真实中国的失望。

大正时期日本作家访华游记中的江南形象

大正时期,众多日本作家来华旅游,江南几乎是他们的必游之地。当时中国正值社会变革之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动荡变化之中。不同的访华作家从迥然不同的审美角度,对中国江南进行了各自的观察分析,塑造了不同的中国江南形象。令人流连忘返的水乡江南、散发着魔力的魔幻江南、使人厌恶的颓败江南——这些矛盾的江南形象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大正时期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江南形象。

浅析日本大正文学界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

日本文学界对创造社曾产生过深刻影响 ,但这种影响不仅是日本某作家或某文学流派对他们具体而微的影响 ,也不是只简单充当了西方文学与创造社之间的中介角色。创造社主要成员留学于日本大正时代 ,而大正文学界给予他们最重要的影响 ,表现在他们文学观与创作倾向的形成过程中所得到的引导、支持和经验借鉴。他们弃实学择文学是“文化主义”思潮盛行的大正社会文化背景之产物 ,而大正文学界的一些具体实践 ,如唯美主义文学、私小说和新浪漫主义 ,在他们具有唯美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以及早期的小说创作方式的形成过程中 。

试论日本大正时代的对美协调外交——以原敬为中心

原敬的对美协调外交思想产生于日本效仿和追随欧美列强向大陆进行殖民利益扩张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充分展开,其目的在于日本能够"顺畅合理"地攫取到最大的国家利益。原敬组阁后,始终以日美协调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和转换。原敬的外交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社会思潮与传统曲艺刍议

社会思潮最能反映社会变化。日本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自由民权""国粹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新思潮依次登场。在此背景下,传统曲艺不断适应变化中的历史风向,做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改革,加之良好的群众基础,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又因其过于随波逐流,加之明治政府的利用,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曲艺又成为日本对外战争的宣传工具,这说明社会思潮同时给传统曲艺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论明治大正时期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形成于明治时期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军部为实施对外侵略扩张计划、要挟乃至操纵内阁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大正时期山本内阁对其的修改,则为之后政党政治和裁军运动的登台创造了条件。梳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形成过程、危害以及山本内阁修改这项制度的意义,不但可以进一步探知近代日本之所以穷兵黩武和军部独大的政治缺陷所在,而且对理解安倍政府修改《防卫设置法》的企图有着现实性的警示意义。

大正时期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在"天皇机关说"与"民本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大正民主运动向藩阀专制发起前所未有的攻击,提出了"拥护宪政"的口号。以"大正政变"为起点的反对专制主义和扩军备战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大正民主运动的序幕。由于大正天皇对政治体制的控制相对宽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推动下,民主自由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等相继而起,打破了藩阀势力独占政治阵地的局面。大正民主运动作为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从实现"建立政党内阁"与"推行普选制度"两大政治课题的方面来说,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的软弱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护宪三派"组成的政党内阁未能对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机构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日本仍旧在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大正时期:日本社会教育的制度化

大正时期的日本面临经济萧条、阶级矛盾、自然灾害、思想开放等复杂的社会形势,临时教育会议顺应时势发展,描绘了日本社会教育中实业教育、通俗教育、道德教育、军事教育的理想图景。而当时的社会教育总体上处于制度化时期,具体实施以新闻、杂志、报纸、无线电广播为基本媒介,以图书馆与博物馆为主要平台,以实业补习学校与青年训练所为施教主体。大正政府善于审时度势、重视普通民众教育对发展社会教育有借鉴价值;然而,政治过分控制教育、道德教育走样则于发展社会教育有警示作用。

日本近代职业教育演进分析

明治时期,日本全面引进西方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实业兴教”的目标得以实现,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战争不可或缺的内容。大正时期,民主主义的思潮席卷各个领域,初等职业教育开始建立产学制度,中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军国主义观念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不断加强。进入昭和初期,战时经济的刺激推动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政策改革带来了职业教育的革新,日本迎来军国主义职业教育的综合化改革,但这种改革最终导致军国主义职业教育面临危机甚至瓦解。

大正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制度观——以有岛武郎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察有岛武郎在制度论方面的思想轨迹,以及他与同时代思想家大杉荣、长谷川如是闲、马克斯·韦伯、罗伯特·米歇尔斯的"跨语境"对话,勾勒日本大正时代知识分子制度观的一个典型,从政治哲学的普遍性意义上重审他的"制度循环迫害"论的逻辑特质与时代局限。

吉野作造的“朝鲜观”——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与妥协

吉野作造(1978—1933)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的"朝鲜观"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05年至1915年,这一时期吉野对朝鲜问题涉及不深,仅仅围绕"朝鲜同化论"简单发表过一些看法;第二阶段为1916年3月实现了对中国和朝鲜的实地考察之后,在承认日本对朝鲜统治权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殖民统治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第三阶段是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发生之后,面对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而提出的"日朝命运共同体论"。可以看出吉野作造的"朝鲜观"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合理观",即在承认帝国主义侵略逻辑的前提下,提出了改良性质的"殖民地的自治"与"保全论",对帝国主义批判的同时,又对其有所妥协。但是他忽略的是帝国主义侵略逻辑的本身,如果某种逻辑在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无论对这个逻辑进行怎样的修补,都不能掩盖这个逻辑本身的错误。

日本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论略

大正年间是日本走向对外扩张的时期,也是其高等教育体制逐渐确立的时期,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在此背景下逐步展开。本文通过相关文献材料的梳理,探究推动日本大正年间中国戏曲研究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并以此为基础揭示此期其对中国戏曲研究的特点。

大正—昭和前期日本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著作述论

大正-昭和前期(1912-1949)年之间,日本有十多位学者撰写了14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这一时期日本学者所撰"中国文学史"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目标读者不同,"文学史"著作体例不一、难易程度不一;二是已有学者同步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史;三是对"文学史"体例有新的理念和尝试;四是仍有少数作者持杂文学观念;五是中国本土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著作已经传入日本,两国学者之间已经有了"互动"关系;六是已有学者着眼于中西、中日文学比较。

逆光侧影:芥川龙之介《人物记》中的大正文坛群像

芥川龙之介撰写的"片传",即短篇传记集《人物记》多取材大正文坛作家日常琐事,速写大正文坛作家印象。芥川特别擅长选取逆光角度由内向外延伸揭示人物性格本质,具有日本审美意识"秘"所表现的阴翳暧昧的特点。《人物记》文本与作者及传主的文字多有互文对照,实为大正文坛群像的侧面塑造。芥川作为传记作者不回避传主和自己阴暗的一面,触摸灵魂的"侧影",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