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州学派儒学叙事“事象”的原创性话语

目前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以儒学平民化、世俗化转向为主要对象,鲜少从民间讲学、以“事”行“道”的“道”叙事行为方面进行考察。要理解泰州学派民间儒学“道”叙事的原创性话语,需要借助概念——“事象”。因为泰州学派依托《大学》格物说,鼓倡以“身”为本,“身”参与进入“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民间讲学的“道”叙事行为使人们面向这个世界并获得空间归属感,百姓日用也得以在叙事中敞开和呈现。所以“家国天下”乃空间叙事的“事象”,有别于历史叙事的家国同构和编年体时间叙事模式。它们既可指涉特定空间场所,也是具有形而上意味、虚实交融的空间之象。“事象”提供了理解中晚明民间叙事繁荣的思想基础。

儒学的身体转向及其文明史意义--重思晚明儒学中的泰州学派

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由此可见以王心斋为核心的泰州学派在儒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在现代性叙事中的文明史意义。从“心本”到“身本”的结构转换,与西方文化中从意识到身体的转换有类似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别。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晚明泰州学派“王氏三贤”诗歌简论

作为晚明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泰州学派促进了平民儒学化思潮在晚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形成、流行和发展。王艮、王栋和王襞,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和杰出代表人物,素有“淮南王氏三贤”之称。“王氏三贤”的诗歌从百姓生存需要、物质需求和情感渴望入手,面向民众并敦化民俗,是社会转型期主动推动文化发展的范例。他们的艺文实践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其中蕴含的泰州义理为晚明通俗文艺思潮提供了思想空间。“王氏三贤”诗歌的发展脉络,深刻展示了“淮南心学”与文学如何一步步走向协调统一的过程。

从心本论到身本论的体悟和实践——徐樾传承发展泰州学派贡献研究

在泰州学派传承发展过程中,徐樾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学术思想上,他是心斋大成学衣钵传人,亲身经历了明代理学从心本论向身本论转变过程,传承发展了“百姓日用即道”等理念;在学术影响上,将泰州学派从淮南一隅拓展至江西、贵州、山东、湖南、四川、福建等地;在学术传承上,泰州学派诸多后学,如颜钧、罗汝芳、何心隐、孙应鳌、张后觉、赵贞吉、邓豁渠等都与其有着各种关联,徐樾是泰州学派传承发展的关键人物,他的人生历程印证了“尊身立本”的重要性。

激活泰州学派“百姓日用”思想的当代价值

泰州学派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思想流派,其学说和实践,深入地影响了明清之际社会文化心理,是儒学逐渐向基层百姓延伸的重要节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民本思想,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观照现实世界,在新时代依然焕发着活力。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安身”与“乐学”:王艮的身心学说与美学意涵

王艮创立泰州学派,完成了儒家身心学说从“心”的挺立向“身”的挺立之转变。在对王阳明学说的继承下,以格物知至为“知本”,以诚意正心为“立本”,通过“知本—立本—安身”的为学过程,开创“乐学说”;以“安身”为本,“达道”为末,确立“身道同一”的安身行道论,从而实现传统儒学的合内外之道,在觉民行道方面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王艮将“乐”落实于“身”之上,以“真乐”揭示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之美,以“一贯”指出天理良知与日用良知的妙合之美,以“鸢飞鱼跃”概括良知体用一原的自然之美。王艮通过“身”与“乐”构成的创造性张力,突破传统儒学中大体发展必须压抑小体自由需求的理路,是对于宋明理学的扬弃。

晚明儒者管志道的学思历程探析

管志道是晚明儒者中的一位卓异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推动三教对话、注疏儒家经典,留下了体量庞大的思想著作。但在传统的学术标准下,管志道的理论贡献未能获得充分认识与公允评价。近代以降,虽渐有学者注意到其人其学,但相关研究仍相对匮乏。在七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管志道历经半生求索、几度思想转折,方才找到了精神的归宿。通过对管志道思想探索的整个过程开展分阶段、历时性考察,从而使其思想源流与学说概貌得以呈现,晚明儒学多元展开的动力与趋向也有所显明。

论王艮的“师道”自觉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毕生躬行“师道”,追求通过社会教化方式来实现理想的社会之治。在为师目的上,他希望通过教育方式使社会能够形成“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状态;在为师要求上,他强调一个人必须“修身立本”而“内圣”,继之“处为天下万世师”而实现“外王”;在讲学内容上,他注重把百姓日用之“人欲”与圣人之道的“天理”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大成学”思想体系;在教育方法上,他注重案例式、启发式、榜样式的讲学创新,形成“百姓日用之学”的讲学风格;在教学对象上,他坚持“有教无类”,使得教育对象更加平民化。

论泰州学派经世实践的理论依据和启蒙价值

泰州学派的经世实践主要包括讲学论道和治理宗族。借讲学论道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古代论道与经世合一的传统以及王艮的明哲保身论。入仕和讲学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经世途径。根据明哲保身论,身为天地中心,故而不应危身于仕途,而应将淑世情怀寄托于讲学;身与道合一,安身即是行道,作为安身方式的讲学可以经邦济世。借治理宗族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孔孟以情感论证家庭伦理的思路和《大学》由齐家到平天下的理论链条,齐家应以个体的身与情为基础。这些思想的启蒙价值主要表现为高扬个体意识、提升道德的自主性。

泰州学派狂思想再探

阳明后学中的泰州一脉,向来以狂闻名于世。然究其狂之原因,却言人人殊,仁智互见。泰州学派狂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理论、现实与情怀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阳明心学和良知现成思想给予狂以理论支撑,封建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给予狂以现实依据,而泰州学者胸怀天下、淑世济民的理想情怀则给予狂以内在动力与鼓舞。泰州学派的狂虽具有某种解放或启蒙意义,但并不意味着泰州学派脱离了儒学传统,实际上这种“启蒙”或者“解放”仍然是发生在儒学内部的一场自我革新运动。

“馆”中窥“教”:博物馆馆校合作模式探索——以泰州市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是保存、展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场所,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续,学校的第二课堂。博物馆的参与体验式教育活动弥补了课堂书本讲解教育的单一性,馆校合作互动模式极大地增强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促进了学生们正确历史观的形成,提高了青少年学生的文化自信。

狂:泰州学派的审美归趋

泰州学派发扬光大了王学“狂”的本色。创始人王艮以“大人造命”开拓主体自由的审美心意;颜钧的“制欲非体仁”毫无忌惮地承认欲望之美;何心隐的“育欲”与“寡欲”则转向实践乌托邦社会理想的狂热情感。“狂”围绕着主体心、性、情、欲的觉醒、生长这一核心发生变异、转换和断裂。“狂”是放纵感官享乐的欲望结构与渴求理想实现的情感结构之间生成的张力。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论泰州学派美学的“身”范畴

泰州学派美学规定"身"范畴是躯体与精神和谐有机的结合统一,代表着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个性与价值的普通百姓个体。"身"与"道"同样重要,它是天地万物之本,也是天下国家之本。

论“乐”:泰州学派韩贞美学思想的审美模式

泰州学派韩贞的美学思想是对传统儒家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人格美学思想呈现为"乐"的审美模式。而"乐"这一审美模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乐"的审美人生态度,"乐"是一种知行合一的行为方式。二是"乐"的审美人格境界,这种境界既是道德人格本体与审美体验工夫的合二为一,也是道德实践工夫与审美体验工夫的合二为一。

论泰州学派对儒家经典诠释平民化的建构

为了应对世人对于"阳明学"诠释经典日益"空疏"的责难,泰州学派发起了一场旨在不背叛阳明学立场而修正王学之弊,让经典解读与"百姓日用"相联系,建构平民化诠释学的运动。他们以"身本论"替代"心本论",重建儒家经典诠释形上学;以"淮南格物"替代"穷理""正心",发明"百姓日用之道";以"践行"替代"践形",主张经典平民化诠释之实用性。在其学说建构中,充满了近代文化转型的启蒙因子,佛学元素在经典平民化诠释的生成中不断闪现,颇具美学意义的"狂"是其独具的学派个性特征。

泰州学派与晚明文学的情性思想

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中思想最为殊异的一派,其学术思想在晚明时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其主张"人欲是合理的,百姓日用即是天理"的思想,冲击了主张存理去欲的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晚明文学形成表现自我和享乐人生的情性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晚明文学一改明初正统的诗文创作面貌,形成了更加自由的创作风气;同时,自然情性的完全释放,也导致此时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走向泛情化,真情、自我和滥情交织在一起,在极大兴盛的表象下,隐含着本然之性与合理之情的矛盾纠葛。

纵横任我 生意活泼——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

泰州学派被称为“狂禅”。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是重要的环节。他主张纵横任我,生意活泼,将活泼泼的生命存在的冲动置于审美心意结构的核心,由审美本体、审美工夫、审美体验三方面构成。罗汝芳融合周易、禅宗、道家学说,使“狂禅”虚灵的层面日益凸显。

浅析王栋的理欲观

王栋从关注民生的角度阐述了人欲的合理性,竭力反对"去人欲"的观点,提出了人欲不能无的主张。他认为"人欲不能无",理学家提出"察私防欲"的主张是由于对"慎独"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同时,王栋还指出人的物质需求是不能遏制的,只是要注意"节约"罢了。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寡欲"的核心乃实指"节欲"之意。不过,王栋所说的"人欲不能无"中的"人欲"也并非指一切人欲,而是指满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合理的人欲。事实上王栋是反对"恶欲"的。他要人们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少忧戚,多坦荡。努力做到"淡而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