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与湖北经心书院——一段晚清书院史事的钩沉

谭献一生与晚清的多个书院存在关联,其中尤以湖北经心书院为著。光绪十六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请,开始掌教经心书院,至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辞去,前后长达六年。在现存稿本《复堂日记》中,便详细记录了谭献掌教经心书院期间的考课日程及历次课题。通过日常的考课与往来,谭献培育并影响了众多的青年士子。以受业弟子而论,姓氏可考者即有186人之多,其中较为知名者有甘鹏云、周贞亮、陈曾寿、陈宧等,藉此可考见其学术影响及其在晚清书院史上的地位。

谭献文学结社考

晚清文学家谭献一生交游广泛,参与了众多诗社集会、唱和联吟等文学活动。谭献在人生的各个不同时期均有文学结社及集会,其早年、中年的文学结社有切磋技艺,提高自我诗词创作水平的目的,晚年参与文学集会则因其文坛威望,具有指导同人创作的意味。

“纪限仪”辨析:兼论其在晚清的引介和使用

双反射六分仪是一种用于测量远方两个目标之间夹角的仪器,在近现代多用于航海中的地理纬度测量。晚清时期,双反射六分仪作为一种天体测角仪器,以“纪限仪”之名被引进中国,它与明末清初由传教士引进制造的纪限仪名称相同、功用类似,但在外型、构造和使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早于双反射六分仪入华而采用同样光学构造的八分仪,也存在不同译名。本文梳理、辨析了早期介绍双反射六分仪知识的文献,并考察其在晚清的应用情况,可供科学技术博物馆对六分仪早期入华传播应用的历史脉络作更清晰的展示。

谭献纪实诗“文史互证”向度发微

晚清文学家谭献的纪实诗反映了近代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及鸦片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诗歌多记述时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谭献以诗歌表现民生疾苦,写出下层百姓生活的困窘,表现出诗人忧生念乱的意识。

论谭献《复堂词》的审美内涵

晚清词学家谭献的《复堂词》审美内涵丰富。复堂词具有寄托遥深的风格,创作上使用透过一层的手法,使词作具有厚重之感;同时其词作兼具清空之词境,将常州词派的寄托用意与浙西词派的取境清空融为一体。复堂的小令、慢词各具特色。前期词小令创作较多,深具唐五代小令风貌。后期慢词的创作比例明显增加。复堂在慢词更大的容量体制中铺叙展衍抒发家国身世之感,艺术风貌独具特色。复堂的和韵词展现了其丰赡的艺术才情。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 90 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谭献与章学诚

晚清学者谭献在学术上既宗仰常州庄氏的今文经学,而又拳拳尊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主持刊刻的浙江书局补刻本《文史通义》,对章学诚思想在晚清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谭献的学术思想中,"天下无私书,天下无私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主张。通过考察谭献的该学术主张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官师合一"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角度察看章学诚在晚清思想史中的影响。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谭献《复堂日记》的词学文献价值

对晚清著名词学家谭献词学活动和词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文献材料一般取自《复堂词话》,而词话主要辑自八卷本《复堂日记》。此八卷本日记,是作者删汰后的选辑,很不完整,徐彦宽将被作者删汰部分整理成《日记补录》,后又编八卷本刊后续写的日记为《续录》,内容始趋完整,惜未引起词学研究者重视。本文据全本《复堂日记》,发掘《复堂词话》之外的词学材料,揭示了谭献与庄棫及《白雨斋词话》作者陈廷焯的关系,并初步梳述了谭献的重要词学活动及词话未收的词学评论。

论丁绍仪对谭献词学阐释论的影响

清代词学家谭献在《复堂词录叙》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一观点强调了读者的地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可以超越作者所赋予的意义。由于这一观点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并在词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谭献的这一观点是从清代另一位词学家丁绍仪的词学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丁绍仪的观点是:“作者不宜如此,读者不可不如此体会。”理由有二:其一,丁绍仪提出这一观点的著作是《听秋声馆词话》,该书刊行的时间为1869年,要比谭献《复堂词录》的成书时间(1882)早13年;其二,谭献的《复堂日记》多次记录了他阅读并借鉴《听秋声馆词话》的事实。以往的研究忽略了这一情况,从而妨碍了对词学理论史的正确认识。

劫后花开寂寞红——论道咸时期的“词史”写作

清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动乱频仍,纪录、反映历史、人心的词作随之大量涌现。在这个"词史"写作的高潮中,词人们探寻着恰当的方式,以表达其所见闻、感慨与反思。直陈其事的述说与一唱三叹之低吟占据着主流,而比物连类的寄托与同题共作之群言也已发端。以谭献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理论家,首先对这一批"词史"写作成果展开整理与批评,推扬了其中部分"比兴寄托"的词作。

推阐张、周说 妙不落言诠——谭献词学理论研究

谭献是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大家。他主要继承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念,并折衷调和浙西词派的 词学思想,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主张。

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先农坛——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先农坛的建筑特色、平面格局入手 ,论证了祭祀先农的文化渊源 ,从而提出保护和开发先农坛的必要性。

谭献在合肥的交游创作与思想演变

谭献在合肥宦居期间结识了一批各具性格、学识的知识分子,见闻日博,思路渐通,不仅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与灵感,而且对其经世观念与朴学立场的逐渐融汇,"尊情"诗学与词史观念的进一步贯通具有推动作用。

“乱世之音”“哀以思”——清末寒碧词社考论

寒碧词社是清末民初较为重要的词社之一,与当时金石、刘炳照、谭献等重要词人和鸥隐词社、白雪词社、鸥梦词社等重要词社都有密切的关系,名盛一时。寒碧词社的创作既古朴苍凉,亦凄清委婉,对于不同风格的驾驭,也是寒碧词社成员创作能力的证明。寒碧词社兼具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与浙西词派"清"之风格两派特色,思想上多表达身世之感与末世哀伤的家国之叹,这种感情取向正是清末民初易代之际普遍社会心理的折射。

简析徐良傅对汤显祖思想的重要影响

徐良傅的哲人气质、人格境界、诗性智慧对汤显祖为人为学、入仕出仕、诗赋传奇影响深刻 ;廉吏爱民 ,德博而化 ;耿介不阿 ,掩门自贞 ;诚信毋欺 ,率真疏言 ;进足以兴 ,退足以容。

龚自珍经典化过程中的谭献与袁昶——兼论“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分层

龚自珍诗文在近代的经典化过程中,首先需要一个完善的全集。谭献从同治二年就开始了对龚自珍作品的搜集抄录,完成了《龚定盦外集》,此集应该是吴煦本之祖。与此同时,谭献也是龚自珍诗文最早的评论者:认为龚自珍的见识“智足以知微”,伦列清中后期汪中、周济一流人物;于龚文褒贬互有;于龚诗直截批评其“豪不就律,终非当家”;于龚词评价最高,称赞其“绵丽沉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与谭献同为浙江人的袁昶对龚自珍的接受经历了由崇拜到犹疑的过程,但在纠结中由龚自珍的“爆红”发现了“惊四筵”“适独坐”的审美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建构,不啻为龚自珍经典化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浙籍作家佚文拾零——以杨大雅、章如愚、瞿佑、王思任、谭献为中心

浙江为人文渊薮,历代文人辈出,成就显著。部分作家无别集传世,或是文集收录不全,佚文亟待蒐讨。通过稽考载籍,发现杨大雅、章如愚、瞿佑、王思任、谭献佚文各一篇。兹加以整理,并略加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