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益和《御览诗》看盛唐“旧法”在中唐延续的趋向

在诗歌大变的浪潮中,以李益为代表的一些诗人将盛唐诗的风格延续到中唐。《御览诗》从中选取的部分近体诗,也局部反映了“旧法”在当时的发展趋向。这一现象说明恰如其分地评价盛唐诗歌创作传统在中唐的影响,也是唐诗史研究的题中之义。通过文本分析,可知李益善于在古体和绝句中融会贯通地运用前代以乐府为主的诗歌创作原理和表现元素,并凭借新鲜的生活体验为“旧法”拓出新境。而《御览诗》则展现了律绝各体走向衰退和兴盛的不同前景。“旧法”在中唐各类诗体中发展的不平衡有多种原因,最关键的是能否推陈出新,保持发展的活力。因而辩证地认识盛唐“旧法”在大历以后延续的态势和得失,有助于厘清中唐各派诗歌多元共存的复杂景观,深入理解元和诗歌发生大变的逻辑必然性。

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论唐代判词中礼法关系对当代裁判文书的借鉴意义

判词在古代诉讼中相当于现在法院的裁判文书。唐代判词具有以情理说服和说理透彻两大特点,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我国目前的裁判文书具有格式刻板且说理不透、文采不足和缺乏情理等问题,而唐代判词注重以情说理、以典故说理、以道德说理和以文化说理,对我国裁判文书改革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建议通过优化法律表达方式,学习唐代判词的逻辑清晰、寓情于理的表达方法,凸显法官的司法智慧等途径助力我国裁判文书改革。

唐建中年间岭南“撙节送上都”银铤考释

中国人民银行所藏“唐代岭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巡内州及当使撙节送上都”银铤铭文的关键词“撙节”,即节俭支费之意,与“方圆”分别代表节流与开源两种理财方式。此银铤铭文中的“巡内州”“当使”及“送上都”涉及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岭南将撙节银送上都,体现了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这笏银铤的进献者是岭南节度、观察使元琇。建中时期德宗与藩镇频繁战争,国家财政难支,岭南献撙节银是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兴元元年,元琇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应与其撙节进银之功有很大关系。

唐宋时期中医古籍文献对不寐中医药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

目的基于唐宋时期中医古籍文献对不寐中医药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方法以《中华医典》(第五版)收录的唐宋时期古籍为依托,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探索唐宋时期不寐治疗组方用药的经验。结果治疗不寐使用最多的药物依次为人参、酸枣仁、肉桂、茯苓、麦冬、茯神、黄芪、川芎、黄芩;常用药物类别为补虚药、清热药、安神药;用药性味以甘平温、苦寒为主;药物归经以入心经药最多,其次为入脾经、肺经、肝经;出现次数较多的核心药物有甘草、人参、肉桂、酸枣仁、麦冬、茯苓、茯神、黄芪8味;通过综合分析得到13个核心药对组合。结论唐宋时期辨证治疗不寐主要以补虚、清热、安神为主;从唐宋时期用药上来看,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治不寐之本在于安神;常用药对以人参为中心,天王补心丹、酸枣仁汤、养心汤三个著名安神方剂都包括药对中的药物,为临床用药选择提供了依据。

敦煌唐五代时期“物权”文献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许多唐五代时期有关“物权”方面的文献,涉及所有权(含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用法律手段维护物权等方面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解读,可以生动地揭示出我国古代有关物权方面的法治状况和人们的物权观念,使我们认识到当时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重视和为保护私有财产所作出的努力。

治官·治民·治天下:《唐律》中的法律秩序观

法典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具体展现,法典内容与形制影响法律秩序观的建构,亦是“治理天下万民”概念的延伸。文章讨论《唐律》十二篇顺序展现的法律秩序观,分析其所呈现的国家统治理念。《唐律》各篇的顺序安排,可分为国家制度的运作、国力与国防安全、一般犯罪行为、司法审判四个层面,这除了体现皇权统治的轻重之分,也展现了唐代维护皇权与官民之治的特点。

《唐律疏议·断狱律》“疑罪”初探

古代司法活动中对于案件证据的收集及审查能力较低会引发诸多疑案的产生,如何处理疑罪事关案件的性质及定罪量刑。《唐律疏议·断狱律》“疑罪”条则从概念界定、司法实践罪名确定进行相关立法,此规定对古代社会化解司法活动矛盾和维护良好古代社会秩序都有重大意义。

试析唐律的“官司出入人罪”

唐律的“官司出入人罪”是指官吏故意或过失酿成冤假错案的行为。它从客观上分为“出人罪”和“入人罪” ,从主观上分为“故意出入人罪”和“过失出入人罪”。对“故意出入人罪”的处罚是“以全罪论”或“以所剩论” ,对“过失出入人罪”则比照“故意出入人罪”分别减五等或减三等处罚。唐律对于该罪的规定极具特点 ,其可为我国的刑事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浅论《唐律》对妇女地位的确认

本文从法律角度分析研究唐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证明与先前历代妇女相比,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略论唐代瑕疵担保制度

在唐代 ,债权立法确立了诚信原则 ,具体到买卖关系中 ,表现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瑕疵担保制度。唐代的瑕疵担保制度 ,由物的瑕疵担保和权利瑕疵担保两部分构成。

《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法律与历史融合的典范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它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把法律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它的一些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与历史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有其重要意义,主要是:有助于加深对《唐律疏议》内容的认识;有助于增长中国法制史知识;有助于提高法律意识等。《唐律疏议》的这一成功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唐朝前期的社会发展为其法律与历史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法制已有二千多年经验的积累;唐朝前期的儒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订者具备了较高的素养等。对后世立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宋刑统》基本效仿了它的做法。

唐律“不应得为”罪新探

"不应得为"罪历来颇受唐律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唐代的法律文本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对该罪进行综合考察,并对目前学界的两个基本观点:1."不应得为"罪主要是用来惩治违反封建价值观念的行为;2."不应得为"罪打开擅断滥刑的闸门——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罪名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律文的不足,使得唐律的逻辑体系更加完备,其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导致法官擅断局面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以往研究中对该罪名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唐代医事管理与医疗机构设置制度初探

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十分繁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法律体系和制度都较为完备。因此,研究其在医事管理制度以及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正确设置医疗机构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对健全我国医事法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唐代继承法探析

中华法系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 ,中国法制作为中国文化的“驰名商标” ,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 ,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唐代继承法创制了自由民身份继承的政治权利转移模式和财产继承的经济权利转移模式 ,卓有建树地吸纳了前代私法精髓 ,开辟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性化立法原则的先河 ,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并为唐代以后历代王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操作的参照系 ,同时也对东亚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对唐代继承法的立法原则、构成要素、基本要义和技术措施进行了法理探析 ,展示了唐代继承法的制度细节 ,也提出了其利弊根源 ,旨在加深对中华民族法文化的研究。

《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探析

《天盛律令》是在唐宋律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本民族特点制定的。法典中的反坐制度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在借鉴唐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范围上除适用于诬告罪与司法人员故出入人罪外,还适用于知证与局分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与唐律相较具有重刑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特点。

再论唐代茶法

唐代税茶始于赵赞 ,而茶政的真正奠基肇自张滂茶法。张滂茶法是官府通过严格监管 ,允许茶园户与其商人直接交易实现间接垄断茶叶收购环节的榷茶制度。唐代后期茶法均继承了这一基本模式。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论纲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并无从公有到私有的逐步转化过程。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在公有意识形态和私有现实的碰撞中发生诸多扭曲。"均田制"不是唐代存在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学术观点而非唐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实践。宋代"田制不立"中的田制,并不是"均田制"之后的一种土地分配或者管理制度。从整体上看,唐宋时期地权也没有大幅度的集中,大土地所有制更没有高度的膨胀。小农占有土地均在50亩上下波动,平均规模相似,差别不大。在经营上,租佃制是业、佃、官三方都能接受的具体操作方式。因此,唐宋土地制度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转变,其根本性质一致,唐宋之间是自然性的延续而不是断裂性的变革。

高丽律对唐律变形之原因探析——以“华化”与“土俗”之关系为视角

法律的移植主要并不是一个法律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受到移入国社会、政治、传统、风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具体的国情,在高丽,被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贵族集团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之为"土风"、"土俗",成为其裹挟传统文化,以抵制中国制度的借口,从而形成了"华化"与"土俗"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之下,高丽对唐律的移植就不能不扭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