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请托与治理

中国古代以人情为交换凭据的请托行为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公正,于是立法以惩处禁绝。汉武帝时出现了独立的请托罪法,在唐代达到成熟,其核心是请托行为一律要受惩处,请托者与受托者一体治罪。但这条法律在唐代一直没有被很好地贯彻,与当时科考实行得不彻底、皇帝不重视甚至于有意破坏该法律执行有关。较之其他朝代,唐代的请托犯罪独具特点。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传统中国聘财制度的法文化解读——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聘财"无论是作为一种民间风俗,还是一种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都可谓源远流长。唐时聘财入律,这是聘财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可供追溯的最早文本记载。时至今日,不论南北,每及嫁娶,"彩礼"依然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从古至今,在民间"彩礼"的交付都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而"彩礼"的多寡、具体的数目直接关乎婚姻男女双方家庭的颜面、婚后夫妻间的关系乃至婚后家族能否相处融洽。传统聘财的程序意义远大于其财产意义。因此,中国传统婚姻的性质亦不能以买卖婚一言以蔽之。

死刑诸思——以唐代死刑为素材的探讨

唐律的死刑条文约占全部分则定罪条文的四分之一,适用范围与现代刑法差距并不大。统治者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正当性高度自信,被统治者对陷自己于灾难的残酷刑罚深切痛恨,整个社会在经历大的社会动乱之后建立起了对犯罪的较高容忍度,这些均是刑罚得以轻缓与死刑得以减少的重要因素。自《贞观律》之后,唐代关于死刑的立法基本停滞,但唐代死刑的实际状况却并不如立法那样确定。在通过立法减少或废除死刑难有大作为的情况下,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司法来减少死刑。唐代虽有废除死刑的诏令,但实际司法中的"杖杀"则使其成为空文。

论《唐律疏议》中见危不救行为及其立法启示

以广东小悦悦事件为代表的众多见危不救行为,在全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关注。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如果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我们应该在立法上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成为当前刑法学界亟需解决的现实热点问题。本文试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唐律疏议》中对见危不救行为的相关立法为切入点,并结合当今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见危不救行为入刑,并从犯罪客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立法意见以及在立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唐律疏议》“食禁”思想述论

学术界在研究唐代食品安全问题时,多专注于唐律中"有毒脯肉"条文。但事实上,《唐律疏议》共有五条律文涉及食品安全,其内容涵盖了食物禁忌、食品卫生、食品质量和食品防毒等多种食品安全观念,并体现出礼法高度融合、科学性与非科学性杂糅等特征。而法律所承载的食品安全观念也由于社会等级差异和贫富不均而难以均衡地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

从《唐律疏议》看中国古代的孝亲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孝作为家族社会的精神基础,它一方面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封建统治者以“以孝作忠”引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社会民众的重视,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本文主要从《唐律疏议》的一些条文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孝亲思想。

论《唐律疏议》中的自首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的自首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唐律中对自首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值得今天的法律史学者去分析和研究,以吸取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以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唤起法律文化历史的记忆——从法律文化角度解读《唐律疏议》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唐律疏议》进行文本解读,指出其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即由礼所实现的道德法与实在法之间的统一性和古代律学在法律方法论上对于内部解释与外部解释的兼顾。

由吴湘案管窥党争对唐律实施的影响

吴湘案是牛李党争过程中影响最为深远、最具代表性的案件。通过将其审理判决全过程与《唐律》比照分析可见,唐后期法律实施因党争双方对司法主导权的攫取而呈现出用弃法律的政治目的性、利用罪名的明确趋向性等特点,党争成为影响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之一。

唐律中的“罪止”:通过立法技术表现的慎刑与官吏控制

"罪止"是唐律中典型的表述形式,其出现于律文中皆与具体刑种、刑等连用,指示了立法针对犯罪行为所设之量刑上限。作为立法技术的表现形式,"罪止"之设将司法官吏针对具体犯罪行为的量刑限定于明确的范围内,即立法根据犯罪行为的不同情节规定了确定的刑种与刑等,并将刑等累加的计算标准一并规定于条文当中。律内涉及"罪止"的条文包括立法的直接规定与引述直接规定两类,未出现具体表述的条文中也通过技术性手段直接表现出立法意图。律设"罪止"表现出对于犯罪者的慎刑和对于司法官吏裁判权力的控制,两者统一于维护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的基本逻辑,即维护"王法"的确定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