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唐绍仪在近代朝鲜十六年活动考述

从1882年12月到1898年10月,唐绍仪先后两次被派驻朝鲜计十六年,是晚清派驻朝鲜时间最长的清政府官员。唐绍仪派驻朝鲜生涯,大体可以分为朝鲜海关时期、协助袁世凯时期和第二次派驻时期。初则作为德籍朝鲜政府顾问穆麟德的助手,历任釜山海关帮办、朝鲜"同文学"英语教师等。后作为袁世凯的重要助手,担任汉城公署西文翻译、随办洋务委员及龙山分署商务委员,曾两次代理袁世凯在朝鲜的职务。甲午战争之后,唐绍仪成为派驻朝鲜的第一个清政府官员,努力维护在韩中国商民利益,积极建议并最终促成中韩两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对中韩关系最终完成近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初新闻舆论与政治格局演变——以“善后大借款”事件为例

民国初年,财政危机日迫,袁世凯政府为维持政局的稳定,开始了"善后大借款"的交涉。交涉前期,唐绍仪力图摆脱列强的财政控制而签约"比款",却因此引发了新闻舆论的轩然大波。在这场舆论大战中,列强和袁世凯联合制造的"反唐"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由此导致人们对唐绍仪的"误读",唐内阁由此而倒台。交涉后期,面对反对借款的舆论高潮,袁世凯政府采取了强硬钳制政策。虽然在袁世凯政府的强力控制下,反借款舆论终被平息下去,但却为袁世凯将来的众叛亲离以及统治的终结埋下了隐患。由此,可藉以反思新闻舆论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

中英税务处问题交涉之再研究

近代中国海关实行外籍税务司制度,隶属总理衙门(外务部)管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逐渐成为外债与对外赔款的抵押,并丧失了海关管理的自主权。虽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并随后相继迎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与八国联军侵华,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与欧美留学生的归来,中国自强与改革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于1902年发布了改革谕旨,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随着各项新政的展开,中国海关也迎来了改革。1906年5月8日清廷发布上谕,设置税务大臣,专门管理海关事务,随之管理海关的总税务司署由外务部转隶税务处,从而引发了中英间的一系列交涉。几经交涉,英国再次确认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继续以及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的特权,但是海关的地位却大大降低了。

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

唐绍仪集团多数生长在沿海,接触洋务较早,在洋务方面有不少贡献。唐绍仪本人,留学美国,与袁世凯为密友,曾担任总理。后与袁政见不同,转而拥护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后又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唐绍仪一生多变,很值得认真研究。

唐绍仪与孙中山的交往

唐绍仪和孙中山都是广东香山县人,属同时代的政治家。他们在民国初年曾共同为反对军阀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而携手合作,同时在实现共同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上又存在着重大分歧,以致最后在政治方面分道扬镳。但两人是君子之交,并未反目为仇,反而一直保持着私人的过从和友谊。

唐绍仪与中国现代化——以任内阁总理期间为例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对唐绍仪的研究较少。唐绍仪在任职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期间,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维护民主共和,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自己的离职来对抗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独裁势力。这种维护民主共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功绩和精神,在国内学界却鲜有表彰,本文试图从唐绍仪的内阁施政、同专制势力的坚决斗争两个方面,来初步探讨唐绍仪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被动中的抉择——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原因探析

1900年中韩重建邦交是合力促成的结果,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中韩两国各自需求的内在驱动。但就整体而论,韩国是中韩建交节奏的真正操控者,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中韩建交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宣告了东方外交体制的寿终正寝,标志着国际公法在与宗藩体制的博弈中取得了完胜。

中晚唐高氏家族的学术与仕进——以新发现高少逸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高少逸墓志是近年新见的又一方高士廉家族成员墓志,撰者为志主侄男、晚唐宰相高璩。墓志不仅可以补充和纠正史籍对高少逸生平记载的缺误,还为研究高氏家族在中晚唐的学术与仕进提供了重要资料。高少逸明经及第,是中晚唐以经史进用的典型代表。他在文宗朝曾两次担任经学考官,亲历了大和年间科考中的经学、文辞之争,其与弟高元裕、叔父高重相继出任翰林侍讲则是高氏成员以经学仕进的又一标志。会昌年间,黠戛斯入朝,武宗欲辨明诸藩之详情,高少逸又以史才进用,与吕述、韦宗卿、林赞诸人入集贤院修撰《四夷立国记》。高氏家族作为以经史传家的山东士族,在赓续家族传统旧学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文辞进身的主流。高元裕既以经术闻名,又颇擅文学并以词科取仕,为维持家族政治地位提供了保障。

从宗族村落到田园都市:民国中山模范县的唐家湾实验

介绍了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在担任中山模范县训政委员会主席期间所展开的唐家湾实验。中山模范县在唐绍仪的家乡唐家湾筹建与港澳竞争的中山无税港,并将县治从石岐迁至唐家,试图将乡土村落唐家建成为一座现代田园都市。部分唐家祠宇被用于政府办公,私家园林小玲珑山馆被捐作公园。唐家湾实验未能成功,但唐绍仪将宗族空间转变为城市空间、将宗族村落建设为田园都市的努力,是民国时期空间现代化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

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会议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中的唐绍仪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和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唐绍仪是一位大起大落的著名人物。在少年时代,他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被撤回国后辗转进入仕途,由最初清王朝的一般涉外官吏,累迁至对外事务大臣。辛亥革命以后,他以"拥袁共和"的形象出现在南北议和的舞台上,并荣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此后,他为谋求共和统一而四处奔波。面对袁氏及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他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袁、护国护法的道路。作为一名留学生出身的年轻的新型外交家、政治家,他竭力维护民族权益,为民主共和政治而不遗余力。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唐绍仪因势利导,纵横捭阖,鲜明地留下了新型的政治家、外交家的足迹。

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

南北议和后,唐绍仪内阁在南北合作的基础之上组建起来,唐氏本人也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超然性。北洋派却视其政策有违本派利益,群起而攻之。参议院中的原立宪派势力亦因敌视同盟会而攻唐,致使唐内阁发生动摇。袁世凯从统治的全局出发,采取了维护唐内阁的态度,居间斡旋,也显示出一定的超然性。然而,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唐绍仪的调和政策与袁世凯的统一政策发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袁、唐关系决裂。由于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唐绍仪终于弃职而去,唐内阁亦随之瓦解。唐内阁的解体,意味着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