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太宗的雅正文学观及其对贞观诗坛的影响

唐太宗的雅正文学观以“雅正”为中心，在文学理想上“师古”，在文学主体上“尚德”，在文学内容上“求雅”，在文学风格上要求“切直”，在文学作用上强调“裨政”。其主张直指南朝文风，具有鲜明强烈的时代性。由于唐太宗及其大臣的共同提倡和实践，在贞观时期形成了一个以雅志为中心、以酬唱奉和与展现个性、抒发情怀为两翼的雅正诗歌范式。

从政治统治转向书学审美:唐太宗书法理论钩沉及其文化渊源诠释

唐太宗具有多维身份,亦被世人冠以书家标签。其即位后万机之暇习书,书法颇佳。虽书名被政绩所掩,然有关阐释书艺的言语却颇有深意并福泽后世。其书论如《笔法诀》《论书》《指法论》《王羲之传论》和《笔意论》等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定千古之是非",尽显帝王风范。文章从历史文献角度对其书法理论进行钩沉,从文化渊源角度对其书论思想进行释义,从而揭橥其间的文史关联,期冀对于唐太宗的综合研究有所裨益。

魏征诗文对五帝的颂赞及其政治兴寄

魏征赋诗作文,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上古圣王的崇敬之情,其盛赞五帝并借以颂扬唐太宗,同时也体现了自身对太平盛世的执着追求。魏征《五郊乐章》20首,按宫、角、商、徵、羽五音,分别礼赞黄、青、赤、白、黑五帝,体现了顺应天地之气祭祀五帝之神的特色以及祈祷“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目的;其奉和唐太宗之作,以黄帝等为题来颂扬明主,也蕴含着对唐太宗的深切厚望;其进谏之疏、论政之文,以三皇五帝为帝王最高标准,为唐太宗树立效法楷模,并借以批评其执政得失。魏征的政治理想就是期望唐太宗和贞观重臣励精图治,圣贤相遇开创盛世太平,直至超越古人,为后世师法。

李勣事迹辨

李勣归唐时的统治区只有黎阳一带,不像两《唐书》说的那样广大。李勣与唐太宗的关系总起来看比较亲近,《通鉴》记载的太宗临终前嘱咐太子"(李勣)若徘徊顾望,当杀之"的材料不可信。李勣前去平定高丽时的官职是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不是■江道大总管;时间是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不是总章元年,两《唐书》中所记有舛误。

隋炀帝和唐太宗的“暴君、明君”之辨

多年来,国内史学界普遍认为隋炀帝"暴",而唐太宗"明"。但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详实梳理,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他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对于他们的"暴"或者"明"不能简单地以传统观点加以定论,应从多个角度辩证地探究隋炀帝的"暴"和唐太宗"明"。

唐太宗的管理思想

唐太宗是超迈古今的千古一帝,其管理思想体现在行政改革、税赋制度、爱民、重贤和克己纳谏等方面,尤其在树立帝范方面成为历代皇帝的楷模。

试析唐太宗“崇王”之缘由

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从而奠定了王书的独尊地位。唐太宗“崇王”,有下列缘由:统一的大唐帝国呼唤刚健有力并折中南北的书风,这也符合太宗的文治之需;太宗书法受精通王羲之书法的虞世南浸染,太宗爱屋及乌,增加了对王羲之书法的感情;另外,又凭借道教的影响,王羲之书法终于被唐太宗推上了第一把交椅。

刘文静之死与初唐党争之关系

刘文静被杀是初唐政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史官对武德朝历史多有篡改,因此旧史对这一事件的记载非常含混。刘文静作为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人物,他的被杀是李世民集团与李建成集团斗争即将公开化的标志,以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如玄武门之变等,均和此事有一定的联系。武德朝的党争从刘文静被杀逐渐开始,至贞观三年裴寂罢卒结束。两党的斗争只是为了拥立谁为未来的皇帝,没有阶级本质的不同。

唐前五代史与唐初政治

中国古代 ,政治与史学恒相依相赖 ,互为利用。政治为历史编撰和史学研究提供动力和保障 ,史学则为政治欢呼、论证、鼓噪。政治刮什么风 ,史学就下什么雨。唐前五代史是唐朝初年官方组织编撰的正史 ,它因政治而作 ,倚政治而成 ,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 ,突出地反映了古代史学与政治的这种关系。

论唐太宗公平与诚信的治国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唐太宗以儒学治国,在其构建的德治体系中,公平和诚信是两块最重要的基石。唐太宗奉"公平"为理国要道,以"诚信"为国之大纲,把中国社会推向了贞观盛世。从其执政理念及实践来看,公平与诚信还存在着因果关系。探讨唐太宗执政过程中因推崇公平及诚信而产生的社会治理效果,对完善当下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方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唐太宗的散文创作

唐太宗的散文创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文体多样,尤其是在赋、史论、政论、序文等方面的创作上取得了较高成就。整体上看,太宗散文具有气魄雄伟,饱含深情,用词优美,行文潇洒,又长于论辩说理的特色,既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成就,又充分体现出一代明君的胸怀与才略。

唐太宗的军事艺术

唐太宗尚未成年即开始了戎马生涯 ,多次平定地方割据叛乱 ,抵抗突厥入侵 ,每每大获全胜 ,为唐朝的缔造、巩固和国威远扬奠定下坚实的基础。他的军事艺术十分高超 ,诸如知彼知己、兵不厌诈、欲取故纵、骄寇夺志、虚实相兼等 。

唐太宗的氏族政策及其影响

为推进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唐太宗制定了一系列氏族政策,如皇室婚姻中,“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同时组织官员修撰《氏族志》,并颁布《诫励氏族婚姻诏》等。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以李唐皇族为中心、并联合朝中大臣的氏族新秩序,藉此扭转山东士族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不过,这些氏族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取得理想的直接效果。

纵囚新论

比较唐宋两代录囚制度和赦免制度，可知：唐太宗贞观六年的录囚尚存理狱之意，还是不同于宋代类似纵囚的录囚的，太宗此举也不是为邀名；欧阳修《纵囚论》一文只是欲借太宗录囚之题来反对宋代的大赦而已。

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载看藏族史学观

唐太宗是唐蕃交往史上一位重要的皇帝，在藏文文献中有着众多的记载。文章以后宏期的部分藏文史料为主，对唐太宗的四种不同称谓和“文成公主入蕃传说”中有关唐太宗人物特点的记载进行分析和探讨，透过文学化的史料追溯历史真实，并由此总结出藏族独特的史学观，即：投射作者主观愿望、历史人物的标签化、加入大量神话传说、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等几个特点。

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载看藏族史学观

唐太宗是唐蕃交往史上一位重要的皇帝,在藏文文献中有着众多的记载。文章以后宏期的部分藏文史料为主,对唐太宗的四种不同称谓和"文成公主入蕃传说"中有关唐太宗人物特点的记载进行分析和探讨,透过文学化的史料追溯历史真实,并由此总结出藏族独特的史学观,即:投射作者主观愿望、历史人物的标签化、加入大量神话传说、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等几个特点。

论唐太宗在骈文上的创新

唐太宗不但在政治方面开创了有名的贞观盛世,更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文章方面亦颇多创新之举。他不但以实践者的身份在题材、内容、句式骈偶、用典等方面对六朝骈文旧习有所突破,并且提出了新的文风标准,其个人作品也颇有文采,这些情况均标示了唐初文学的渐变趋势,也表明了唐太宗在骈文发展史上的一席重要地位。李世民的文章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感真切自然;为文骈散兼用,事典熟悉,使文章更为通脱流畅;反对六朝绮艳文风,倡导为文要庄和典丽,文章颇富文采。这些都对当时骈文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浅析唐太宗赦宥的政治功用和背景

赦宥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常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唐太宗在位期间,赦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和工具,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政局、巩固统治的功用,赦宥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比较明显。太宗对待赦宥的态度也十分慎重,每次赦宥均有着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对巩固太宗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贞观之治”所谓“治世”质疑

"贞观之治"历来为后世所称道,认为唐太宗在位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实则不然。通过对唐太宗时期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考证,以及对吴兢编撰《贞观政要》的背景考察,可以发现贞观时期的真实状况与太平治世并不相符,诚如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所言,实有后世夸大溢美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