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功本于仁义,仁义达之事功”--《宋元学案》视域下的浙东事功学派源流及其评价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永嘉学派分两个支流,源头都是二程洛学,一支以叶适为代表,一支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黄宗羲肯定了永嘉之学倡导经世致用是为了纠正道学末流的空疏弊病,同时指出事功之学的流弊有陷入刑名之学的危险。全祖望指出永嘉之学虽以礼乐制度为主而追求体现于事功之中,但也兼顾主敬涵养,至叶适将内圣道德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本,从而修正了薛季宣、陈傅良等重事功轻内圣的偏向。黄宗羲从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立场出发,调和了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全祖望以陈亮晚年迎合光宗博取功名为例对其之人品节操提出非议。对于永嘉学派的同调唐仲友,全祖望肯定其经制之学的学术地位,并认为朱熹、唐仲友的交恶应该平摊责任。

朱熹六劾唐仲友新考

关于朱熹六次状告台州知州唐仲友,历来众说纷纭。若要探其真正原因,须追本溯源,回到六道奏折的原始文本,并以《宋史》《四朝闻见录》《宋元学案》《金华唐氏遗书五种》等史料为参证。朱熹六劾唐仲友有人证物证旁证,事实清楚,法理严谨,而且朱熹弹劾官员,并非唐仲友一人,朱熹对贪官污吏一个都不宽恕。而且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理学,要求奋发进取,恢复一统江山,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又必然会和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的那个不作为的职业化官僚集团冰炭不相容,朱熹状告唐仲友,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一种折射。根据相关史料,对事件中涉及的妓女严蕊形象,也进行了重新勘定。

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为中心

本文对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始末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呈现当时台州地方政治的运作情况,借此来探讨南宋时期地方政治格局形成的机制。经过对朱熹六篇奏状的细致排比和辨析,本文认为朱熹按劾唐仲友,既有他与唐仲友在治理地方策略上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针对当时地方官府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端加以批评的考虑,是对唐仲友集团发起挑战。进一步,本文指出,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实际上是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一次政治博弈,反对唐仲友施政的地方势力利用官府内部的矛盾,暗中推动了对唐仲友的弹劾。在这场政治博弈过程中,朱熹只不过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而已,最终唐仲友虽然被罢免,朱熹也黯然辞去浙东提举一职。

唐仲友与东莱学派

南宋乾道、淳熙间,婺学大盛,其中唐仲友、吕祖谦无疑是婺学中哲学思想最成系统的中坚人物。双方虽然同里,但是表现出一种既非对立,又从不过从往来的特殊关系,与宋人的普遍风气相背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家族发展扩张过程中给予对方的压力,特别是双方家族子弟之间的矛盾,加之唐氏性格孤傲、双方思想迥异,从而形成了唐仲友、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之间、双方学派之间非常耐人寻味的特殊关系。

南宋唐仲友的经制思想

儒家学者唐仲友的经制思想不仅表现为一个重在经史和制度考证的学术形态,也对南宋高宗、孝宗朝的政治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就学思传统而言,它主要表现出对王安石新学与程氏洛学的反思和吸收,其精神特质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观念体系上则涵括了道德形上学基础、治道和治法三个层次,后两者构成其主体。长远来看,他可以视作近世儒家经世思想中治法派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