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通史中的唐宋派

作为明代重要的散文流派,唐宋派进入本土学者的中国文学通史始于1904年。清末民初,传统学术观居于主导地位,文学史中的唐宋派叙述与《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体相近。“五四”以后,纯文学观、进化史观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唐宋派叙述被纳入复古与革新相互对峙的框架,唐顺之的“本色论”和归有光的日常生活散文受到极大关注;与七子派相较,唐宋派是换了另一种旗帜的复古还是开启了文坛的新气象,也成为关注焦点。1938年后,叙述基调渐趋一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为“五四”以来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著述,对20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具有示范作用。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

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宋诗特征研究

20世纪初 ,“同光体”与“南社”的宗宋、崇唐之争 ,是规模唐音或宋调的旧体诗创作的绝响 ,也是现代宋诗研究的起点。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现代学者对于宋诗的评价长期偏低 ,并为唐、宋诗优劣论所困。到 80年代后 ,人们方逐渐摆脱成见束缚 ,对宋诗特征及其艺术特质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

“唐诗宋词”说评议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主要是元代以来边缘文人的观点,而正统文人多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只有限定于韵文系统内,文体自身历代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维、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使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胡适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事实上,"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远离文学史原生态。"唐诗宋词"并提,但不"等值",唐诗比宋词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对唐宋文学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特定的角度看,此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应当作"定论"接受。

明代诗话的文体观念

明代诗话作为历代诗话及明代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极为丰富的文体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文体观念包括本色与当行、拟体与效体、得体与失体、定体与大体、唐宋诗之争与唐宋体之辨、初盛中晚与四唐辨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一代有一代之文体、诗派与体派等诸多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文体学理论体系。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体集大成之说的有力证明,在明代诗学史和明代文体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唐宋诗词中的司马迁形象

唐宋是中华原典创新的第二个高潮,诗人们在学习《史记》的基础之上固本拓新,在以《史记》为诗词创作题材的同时,还将司马迁的心路历程、人格德行、行游天下、秉笔直书等方面作为学习榜样。他们笔下的司马迁形象高大而神圣、真实而崇高、多才而悲壮!"司马迁文亚圣人",司马迁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文学家们学习的榜样。"马迁信史炳丹青",唐宋诗人都认为司马迁是一代"良史","论笃惟昌黎伯,史法止太史公"。

新生代唐宋词研究述评

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生的唐宋词研究新生代学人,逐渐成为当代唐宋词研究的生力军。正规的教育,完备的知识,活跃的思想,形成了他们善于思索,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与个性。对几位有代表性的研究者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大致窥见这一学术群体的特点、成就和不足。

析莫砺锋、阮忠诗歌研究之差异——以《江西诗派研究》《唐宋诗风流别史》的比较为例

明代何景明曾在《杂言十首》中谓:"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他的这种"文体代变"的文学观念虽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萌芽,却有些过于绝对,言于轻率。对当代学者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和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这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发现两位学者在诗歌研究上的差异,也能够更加准确地发现宋代诗歌的独特地位和魅力,对宋代诗歌作出更加公允的判断。

王史鉴家世及其学术思想考

王史鉴,出身无锡望族。其族重道义,秉诗礼,敦伦励品,睦邻友善,素以仁爱和济之风为乡人所爱戴。作为一名清初学者,王史鉴为学敦本经史,转益多师;论诗主性情,提倡唐宋兼采,不拘一格,对当时学坛诗坛之陋习皆有所匡正。

唐宋词与叙事

受生成语境、传播范围、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唐宋词表现出鲜明的叙事性风貌。因而,叙事性也是词的重要文体特征之一。

宋代印刷传媒与诗分唐宋

雕版印刷作为图书传播之媒介,崛起繁荣于右文崇儒之宋代。印刷传媒挟其"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化身千万,无远弗届之优势,初与抄本、写本竞奇争辉,终则印本取代写本,成为知识传媒之新宠,促使宋代士人之阅读接受更加多元与丰富。印刷术在两宋之传媒效应,传世文献征存不多,笔者拟借镜谷登堡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在中古欧洲改变了阅读环境,影响了接受反应,同时加速古老变革,重组文学领域,征存传统典籍,催生创新体类。凡此,两相对照,皆攸关印刷文化史之探索,堪称创新研究之课题,值得开发讨论。

文学作为历史叙事:唐宋铙歌鼓吹曲析论

唐宋时期是铙歌鼓吹曲文体定型的关键时期。作为"纪事"文体,铙歌希望叙述一段相对完整的、可以被知识化的历史,具有与史学著述相似的叙事特征。柳宗元为铙歌确立了"纪功德"的主题,打乱历史事件的固有次序,用儒家"五服/九服"的天下观重组初唐历史,本质是空间论的历史叙事;他重视刻画事件过程却不追求细节,使用形象化语言对历史过程做简单化处理。与之相比,宋代铙歌普遍采用编年体。与崔敦诗的线性历史观不同,姜夔试图为编年史提供"兴—衰—复兴""取—舍—复得"的历史循环论解释;他重视刻画人物,用道德论将事件简化为"善有善报"的模式。谢翱铙歌取材更广,通过讲述"大人物"的小事、"小人物"的大事为历史认识提供更广视角,具有历史情境论色彩;他重视刻画事件细节,擅长对历史记载作文学化、戏剧化表达,其诗如一场多幕的讽刺剧,令人五味杂陈。

论顾况歌行的诗歌史意义

在盛唐诗坛向中唐诗坛过渡中,顾况的意义一直被忽略。他本人身历这两个时期,其诗歌主要是歌行创作遗有盛唐风骨,成为后世诗人取法盛唐的"活化石"。顾况存世51首歌行题材丰富,其中题画诗和音乐诗成就颇为突出,其题画诗打破了杜甫确立的范式,扩展了题画诗的表现领域,并开创了题画诗的幽默风格;音乐诗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写,并对稍后白居易等人的音乐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顾况的歌行语言特色上兼具"俗"与"奇"的特点,俗的一面影响到了稍后重写实、尚通俗的元白诗派,奇的一面则被尚奇的韩孟诗派所继承。可以说,在大历诗坛这样一个过渡时期,顾况肩负起了重任,并且成为了元和诗人直接效法的楷模。

初唐歌行的都城书写及其诗歌史意义

初唐歌行呈现出大量的都城书写,其书写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种,运用散点透视的手法描写两京都城的建制和建筑景观,记录两京都城中的文化生活和都城意象的书写。其中,记录都城文化生活多有采用“公子”“娼妇”对写模式,浓缩化的都城意象书写则扩大了都城的文化内涵。这种书写受都城赋的影响很大,同时也与统治者的喜好、宫廷诗的影响及京都生活时尚有关。在这些书写中,诗人们将两汉以来都城建制中天人合一思想转换成宇宙意识,推进了唐诗时空意识的思考。都城书写中也富含诗人们的盛世想象和英雄怀才求志的抒写,是诗歌盛唐到来的重要准备。同时,也影响了其后的歌行创作。

清代的後山詩評與詩史定位

陳師道的詩在宋代的評價十分正面,元代方回更力舉爲江西三宗之一,明代則其人其詩,毁譽參半。至清代,後山詩鮮見好評,論者指爲惡詩、鈍根、枯槁、無味,乾隆間,只紀昀間有持平之論。到近代,同光體詩人纔將他放入中國古典詩歌的源流發展中,作風格的正面肯定,予以唐宋詩史的重要席位。本文擬考察清代以來的後山詩接受史,希望釐出有清一代,後山詩在衆多的負面評價中流傳下來的曲折過程,對清代宋詩學的研究作重要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