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政府执行力与舆论话语权——以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为例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突发公共事件及其网络舆情频发。突发公共事件之所以在当代中国被舆论关注与热炒,毋庸讳言,政府执行力不强难辞其咎。公众关注的与其说是突发公共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府的执行力。舆情危机频发,是网络时代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治理难题。从2012年湖南永州唐慧事件中,循着突发公共事件逻辑演进的分期链条,可以清晰地剖析出政府执行力与舆论话语权交互博弈的情势变化。

从新普育堂看慈善组织与政府机构间的互动(1912-1937)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弱化,对慈善事业的协助只能依赖地方政府。上海地方政府对新普育堂进行了积极的扶植和协助,但在管理上并未进行全面的介入和干预,对新普育堂的监督主要来自社会舆论,新普育堂与政府机构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它的慈善救助弥补了政府社会职能的不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监督慈善团体的法规,给上海地方政府对新普育堂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与新普育堂之间在保持相互协作的同时,加强了对其的监督和控制。

唐代民间高利贷的外部影响分析

民间高利贷是唐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唐代民间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和官方行为对民间高利贷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民间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有破坏性和积极性两方面,尽管官方对民间高利贷持压制态度,但官方高利贷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民间高利贷的繁荣,提高了民间高利贷的利率。

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与政府行为

介绍了在唐朝建国之初,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集团,面对由于隋朝末年连年战乱而导致的人口流亡,土地荒芜,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残破局面,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农业经济,实行的一系列鼓励垦荒,舒缓民力的政策。

宋代书铺再认识

宋代书铺大致有刊书售书、专门从事社会服务型及兼及二者三类。它萌芽于唐代中后期,至迟在北宋仁宗庆历时已形成规模,北宋末年已出现专门从事社会服务的书铺。书铺(指专门从事社会服务者)不是法定的国家机构,而是凭藉某种资格在民众、政府及民众与政府之间开展业务,获取薪酬的民间组织,并不是"公证机构"。书铺的出现及其发展,揭示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唐宋之际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居中协调、处理官民及他们之间利益的民间组织,而书铺就是它们中的突出代表者。而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其发展,不仅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体现,更是宋代社会显著进步的重要表征。

唐代官府藏书的生产与传播研究

唐朝藏书制度完备,旧有模式不能满足国家藏书建设需求,藏书生产从机构内发展至机构外,从中央延伸到地方,图书生产模式嬗变为机构内、机构内+机构外、中央+地方三种,由此也影响了唐朝图书传播格局,图书传播者与接受者从精英向大众扩散,图书传播文本趋于丰富,图书媒介性质发生改变,由此带来了唐宋之际的文学、藏书等领域的蓬勃发展。

试论汉唐之际官方藏书建设的非持续性窘境

中国古代官方藏书作为文化与政治的交叉点,在历史书写中具有重要位置。汉唐之间官方藏书事业建设虽有几次发展高峰,但因为藏书聚集的途径单一封闭、藏书布局的不平衡、藏书利用的局限、藏书机构的不稳定以及藏书价值观的政治性等多种要素合力,最终导致事业发展呈现循环往复的闭环态势,形成了中古时期官方藏书事业非持续性窘境。

唐代制举的常科化及其政治意涵

制举与常科同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不同的职权归属,其一般规制为:皇帝主制举,政府主常科。考察唐代制举的实际运行情况,作者发现,这个制度呈现了常科化的发展趋向。唐代制举的常科化,说明皇帝通过制举的扩张,来压缩常科的领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干涉常科考试,渐渐把常科变成了制科。制举的常科化与常科的制科化,具有同样的政治背景,即皇权对行政权力的侵夺。

论凌烟阁功臣画像与功臣个人的命运

如果归笼散落的零星史料,可透视唐初功臣的个人命运,阐释围绕凌烟阁曾发生的美术工程,重构凌烟阁功臣画像的美术事件,再现凌烟阁绘制史上那无比璀璨的历史画面。

凌烟阁的来历、早期功能与规模论析——唐朝凌烟阁功臣画像的政治史和艺术史研究系列之三

文章试图透过散落于经史典籍中的关于凌烟阁功臣画像的零星史料,围绕凌烟阁上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展开的敕绘活动,重现凌烟阁绘制史曾经绚烂于历史的辉煌。

私学与官学之间: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的反向互动

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经历了从私学———官学———私学———官学这一周期性演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官学兴盛,东汉官学则不振,魏晋南北朝私学繁盛,至唐虽借重科举占有官学席位,但此时官学皆因学风的转捩而被抛出正常的学术轨道,千年之间形成两个波峰和三个低谷的学术曲线。西汉官学之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之盛有内在的区别,官学盛表现为政治地位的拔高,私学盛表现为民间学者注疏学的高涨,这一切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而形成的反向互动。因此,汉至唐代春秋谷梁学总的情形是官学与私学反向互动,形成了官学与私学之间的盛衰演替。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时政与选举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士人释褐、迁转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上书、拜官在士人释褐、迁转时的授官,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的授官品阶,多为中、基层官的清望官,并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与途径,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选人遗才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该制还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策,有效地建立了最高统治者与基层士人沟通的渠道,从而弥补了时政之弊。唐代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朝,以玄宗朝取人最盛。

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外郭城五座窑址的发掘

2003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隋唐洛阳外郭城东北里坊区内发掘了5座烧窑遗址,出土有长方形砖、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瓷器、釉陶器及陶器等生活用具。根据烧窑的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再结合与临近地区窑址的比较,推断该窑址应属于隋唐时期的官营烧窑作坊遗址。

唐前期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

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以役和杂徭为主。官府征发工匠上役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工匠除了在官府作坊中服役外,还被配去充驿丁、烽子等徭役性色役。西州民间工匠还会与百姓一同从事力役性的杂徭,而且也经常被征召杂使。

里正职掌与唐宋间差科征发程序的变化——兼论《天圣令·赋役令》宋令第9条的复原

《天圣令》的发现,为唐令复原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目前据《天圣令·赋役令》宋9条复原的唐令基本依照宋令原文。但宋令中里正不得干预差科和差科征发的相关规定,是否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内容,值得商榷。里正的职掌在唐宋之间发生了变化,其在唐代前期差科征发过程中是具有拣选丁夫职能的。唐大中九年,对差科征发制度进行调整,加强了县令在差科征发中的作用,里正拣选丁夫的职能从而丧失。关于里正不得干预差科的规定应出现在此之后。同时,唐末五代以来,差科征发程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唐前期里正据差科簿拣选的做法,至宋代变成了由县令按照户等直接征发的差役制。这一转变与里正职掌和身份的变化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唐宋之间基层政务管理模式的转型。

释唐后期上行公文中的兼申现象

上行公文的兼申,是指下级机构将同一事项分别上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上级机构的现象。唐代上行公文中的多种兼申规定,主要出现在唐后期,反映了唐后期在信息分层的基础上,皇帝与中央机构力求更为及时准确地掌控重要、敏感政务信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通过报告性公文的兼申,皇帝或上级机构能够与具体负责机构同步掌握信息,有利于皇帝或上级机构对具体负责机构的管理、指导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