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侨日僧的中国叙事——以日本“唐绘祖”江南禅僧逸然为例

日本“唐绘开祖”逸然明末东渡,任兴福寺住持期间精研佛法并暗中支持明末志士。退隐后,他潜心习画,兼收并蓄中日画风,200余幅藏品以中后期佛画人物居多,有效弘扬中华佛教美学精神。其门下谱系一派繁荣,聚多社会角色跨界艺术家,生发出“若芝派”“渡边派”两分支,画风承传二百余年,绘写和传播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故事。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沙门道氤——对传世文献的若干补充

唐代沙门道氤的生平事迹,《宋高僧传》的记载最为详尽,上世纪初发现的敦煌遗书亦可补宋传之不足。本文利用这些出土文献讨论指出:道氤在开元十六年(728)为长安荐福寺沙门,主持过玄宗在一行塔举办的斋会以及住锡荐福寺、研习密教的背景。道氤晚年因病隐居,勤于撰述,成为内道场供养十大德之一,收藏《东夏显正略记》一书,而此书可能是他学习佛道论衡知识的笔录。道氤是惠沼弟子,维系着唐代唯识学开元时期的发展命脉,由此得知他之所以从唯识学角度撰述《御注金刚般若经宣演》的知识背景。新文献丰富了我们对道氤生平和思想的认识。

论唐宋庐山诗僧群体的发生、变迁

唐宋庐山诗僧群体的发生、变迁是与中外文化交流、朝代更替、社会转型发展等密切关联的复杂问题。从魏晋到唐代再到北宋,庐山诗僧群体经历从“佛理”到“苦吟”再到“世俗化”的过程,从一个虚幻的纯净世界走向纯粹的诗艺世界再走向日常的世俗世界。唐代庐山诗僧群体已慢慢从早期诗僧“谈佛”的禅诗中走出来,回到诗歌本身,甚至把探索诗艺看成终身功业。相对于唐代庐山诗僧群体,北宋庐山诗僧群体的诗歌艺术更为成熟,他们保留着唐代庐山诗僧群体“诗禅合一”的创作特色,由于北宋庐山诗僧们的交流更频繁,酬答、送别仍然是北宋庐山诗僧们的日常生活,且北宋庐山诗僧群体已慢慢从唐五代庐山诗僧群体“苦吟”中走出来,不仅回到诗歌本身上来,也慢慢回到俗世生活本身上来,朝着“世俗化”转向。

晋唐时期中土僧人西行求律及贡献

佛法东传,经论先行传译,汉晋以来翻译出了大量佛经。但因对佛典翻译不善,佛典不齐备等因素,为广寻完备的佛教原典,汉地僧人踏上了西行求法道路。戒律是佛教“经律论”三藏之一,但在中土戒律的传译相对滞后,律藏残阙,律典传译不足,维持僧团的制度不完备,对律藏的迫切需求下,从东晋法显西行专门求取律典开始,晋唐时期不少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带回并翻译律典。从法显携归并翻译出《摩诃僧祇律》及其他戒本开始,到唐代求法僧义净远赴印度求取律典,翻译并完善中土的诸部律典,建立起了完整的有部律典,使得中土佛教得以建立并保存系统的说一切有部律典。中土僧人的西行求律,为唐代律宗的兴起,对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三晋钹铙打造了孙悟空——关于《西游记》的早期形态兼答曹炳建、杨俊先生

队戏《唐僧西天取经》是《西游记》演变过程中失落已久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环节表明了《西游记》的取经故事在宋元时期曾经依赖于三晋地区的戏剧形式而迅速生长增殖。它的重新发现,启示我们还有更早的原生取经故事,也使我们注意到杂剧《西游记》对佛教的孙悟空取经猴与道教的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猴的文化整合,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厘定《西游记》成书过程的各个环节。

水石文化隐喻——《西游记》中唐僧与《红楼梦》中贾宝玉比较研究

隐喻是根据已知的事物把握体验未知的事物,捕捉人对抽象事物感受和体验最重要的形象化手段之一。《西游记》中唐僧与《红楼梦》中贾宝玉水石文化隐喻内涵丰富,隐喻象征深刻。唐僧与柔性的水意象密切相关,贾宝玉与石头、通灵宝玉三位一体,与硬质的石玉结缘,他们虽来自不同的渊源意象,却有着同质的文化隐喻意蕴。他们都涉及到弃不弃、情不情、死不死、物非物四对对立统一的辨证命题,在此是是非非的思维模式中彰显着吴承恩与曹雪芹对生命对人生超然的理解态度、冷然释然的反思精神。水石文化隐喻为我们深入了解唐僧、宝玉蕴含的深层文化价值与意义开阔了视野,也为深刻理解《西游记》《红楼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法师形象变异及原因分析

阐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的玄奘书写,将宋代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唐代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传记相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法师形象产生了变异,包括法师身世神异化、法师能力弱化、法师性格变化。分析了法师形象趋向世俗化和神异化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受佛教世俗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民间文学性质及诗话体文学诙谐传统的影响。

水月观音图像样式的创新与意图——瓜州西夏石窟唐僧取经图出现原因再考察

水月观音图是瓜州西夏石窟东千佛洞和榆林窟重要的题材,唐僧取经图又是瓜州西夏石窟水月观音图常见的画面组成,计有5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僧取经图出现在瓜州西夏石窟的原因多有探讨,其中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即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经行瓜州,在胡人向导石磐陀的帮助下偷渡玉门关的故事。但是作为晚唐五代宋以来流行的水月观音图像,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五代宋时期莫高窟壁画中却没有出现玄奘取经图。受此现象的启发,对瓜州西夏水月观音和唐僧取经图作详细的梳理,结合沙州的壁画,可以看到唐僧取经图在瓜州出现的轨迹。这里也有图像样式变化的不确定性,再次说明取经图出现在水月观音中是西夏时期观音信仰崇拜的新因素,而与所谓的写实画面表现玄奘在瓜州的经历没有多大关系,更多体现出来的则是唐僧取经图在图像表达上的象征和符号意义。若再以东千佛洞第2窟水月观音中与取经图同时出现的一组往生观音净土的人物组合为讨论的议题,可以看到水月观音强烈表现西夏时期往生观音净土信仰的流行,以此为依据,可以引发对此组图像的新观察,这是之前研究者关注不够的问题。如果再结合几处洞窟功德主的西夏党项人民族身份关系,可以看到汉地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同时,以榆林第29窟为例,也能够说明在图像表达上,以玄奘为代表的汉人高僧在关键时刻对以国师为代表的西夏高僧的回避,实属佛教艺术发展史长河中有趣的现象。

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详考

“十三僧助唐”是历史真实,但其中既无“武术”,也无“武僧”与“棍法”。“十三棍僧救唐王”是一个夸大了的文学故事和民间传说。前者为后者的出现,提供了可供发挥的最好的蓝本和素材。但“十三僧助唐”毕竟是“武事”,因此也不能说它和后来的少林武术、少林武僧毫无关系。它为少林寺参予政治与军事开创了传统,并成为少林武术、武僧追述历史的必然方向。

颠覆与重构——谈《西游补》的哲理意蕴

《西游补》是《西游记》续书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它的内容奇幻,寓意深刻。《西游补》对《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唐僧形象进行了颠覆和重构,使他们具有了不同于《西游记》的独立的审美价值。《西游补》紧紧围绕"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的佛学框架来安排故事情节,却没有宣扬佛教灭情明理的观念,而是表现出对于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

唐代僧诗概论

唐代僧诗是整个唐诗中特殊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唐佛教兴盛、诗歌繁荣,并相互影响的结果。作为其主要创作者的诗僧主要出现于中晚唐的江南地区,有着文士和僧人的双重人格。唐代僧诗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对唐诗的繁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代诗僧与唐僧诗述略(上)

唐代诗僧的涌现是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曾从不同方面对之作出论列。本文征引文献,参酌前贤之论,从唐代僧诗创作全貌的把握中,希图廓清诗僧这个群体的有关方面,从而对他们的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述。

甘谷县华盖寺石窟唐僧取经壁画初探

甘谷县华盖寺释迦洞内的唐僧取经壁画是现存于甘肃省东部的重要取经图像之一。本文第一部分从壁画内容入手,对其人物进行简要分析。第二部分将华盖寺取经壁画同其他与之相似的取经图像进行比对,并在第三部分结合画面人物形象、洞窟重修历史、画面人物位置安排与取经壁画分类及内容四个方面分析壁画的绘制时间,由此对唐僧取经壁画的出现位置、内容和传播线索进行简要的概括和梳理。

重读鱼玄机

此文以考证研究和文学、宗教、性别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重新解读唐代女道士诗人鱼玄机的生平经历和诗歌作品。文中首先提供一个较为翔实可信的鱼玄机生平系年,然后以此为基础,对鱼玄机的诗歌展开文学细读和性别批评。文中通过分析其代表作品,揭示鱼玄机的情感历程、自尊意识及性别觉醒,评价其诗歌风格和成就。论文还批驳了古代至当代一些学者关于鱼玄机为"娼妓"及其诗"淫荡"的偏见。

真言宗僧人入华与9世纪中叶后的唐日佛教交流

弘法大师空海回国后创立了日本真言宗,从9世纪中叶起,真言宗僧人陆续入唐,他们在华巡礼求法的经历以及归国后的成就,反映了9世纪中叶以后唐日佛教交流呈现出一些新的常态。其一,日本僧侣入华或归国时,主要选择搭乘大唐商人的商船,大唐商人成为了交通往来的新助力。其二,那些以个人身份入唐的僧侣,在华逗留的时间更长、巡礼的佛教寺院或圣迹更多。密教寺院、天台道场和五台山成为了日僧在华巡礼时频繁造访的地点。其三,"镇护国家"的秘法以及修行仪轨、法门等密教的新事相成为了日僧入唐求法的主要内容。

唐宋敦煌僧人违戒原因述论

在分析唐宋时期敦煌僧人违戒现象的基础上,对僧人违戒的原因进行了考述。分别从僧尼违戒的思想根源即僧尼人生欲望的增强、忏悔法的负面效应、戒律自身原因以及世俗政权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近40年来中日海上交流研究综述与展望——以跨国人物为主线

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明代、近代、现代出现过三次高潮,近40年来经过学习、追赶、创新的多个阶段,在局部的“点”甚至特定的“面”上,实现对日本的超越。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外延宽广,但文化的创造、传承、流播、接受、模仿、改良、创新诸环节,均离不开“人”的主导作用。基于此,本文以“跨国人物”为线,从“赴日中国人研究”“来华日本人研究”两个层面,概述近40年来中日海上交流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突出中国学者的创新点与前沿性,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