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唐诗与唐乐的匹配规律初探——以七首唐诗与唐乐匹配为例

通过对传世唐谱与唐诗的诗乐匹配实践可以发现,七言诗更宜与4/4拍曲子匹配,五言诗更宜与2/4拍曲子匹配,六言诗更宜与4/4拍曲子匹配。七言诗句与4/4拍乐句匹配的标准模式为“■××○|×××○”,五言诗句与2/4拍乐句匹配的标准模式为“××|■×”,六言诗句与4/4拍乐句匹配的标准模式为“××××|×○×○”。标准模式外,诸诗乐匹配亦有所变化。不论“由乐以定词”,还是“选词以配乐”,唐诗与唐乐匹配的主导皆在诗而不在乐。其直接原因是诗句固定的朗诵音节节奏决定了乐句拍节节奏的被动、弹性适应,根本原因是诗句各音节朗诵时值长度对音节节奏产生的规定性,而诗句的意义节奏是对各音节朗诵时值长度限定的关键。

从《大唐开元礼》看唐朝礼乐制度的新变及影响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开放的封建王朝,其礼仪制度必然对后世影响颇深。唐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是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需求结合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唐开元礼》作为盛唐时期官修的礼仪制度,可从各个方面展现盛唐时期的礼乐,从中既可以看到对前朝礼乐的继承,也可看到在盛世之下礼乐制度的革新。

中国戏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传唱

中国戏曲在江户时代大量东传日本并广为传唱,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将中国戏曲传播至长崎,日本唐通事、知识人和游女在长崎与中国商人交往,学唱、记录中国戏曲,通过曲集、戏曲翻译、戏曲演唱等形式传播到日本各地。清代乐师林德健、金琴江等人曾去往长崎,在当地教授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俗曲,在日本形成演唱戏曲俗曲的传承谱系。《赵匡胤打雷神洞》等剧因中国乐师的传授而在日本广为流传,在传唱过程中,曲白兼有的戏曲剧本会逐渐略去科介、对白等,主要以戏曲唱段形式传唱。出海经商的中国商人偶尔会因遭遇风浪而意外漂流至长崎以外地区,《以笔代言》一书记录了日本仙台儒者远藤曰人向漂流中国船员学唱戏曲之事。据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的底本可知,江户时期的日本人会以抄录剧本、标注工尺、记录读音、增加附注等方式记录和学唱中国戏曲。

唐代昭武九姓胡乐人及其存在意义探究

唐代乐人数量众多,除了中原本土的艺人外,从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来的艺人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体。这些昭武九姓胡乐人,对当时中国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综合文艺都有不少的贡献。其中的家族乐人更是世袭几代、几朝传承技艺,造就了绵延百余年的音乐文化。隋唐时期与中原地区频繁往来的昭武九姓艺人们,将各种艺术体裁发展、改创、融合,从政治服务、通商经济、双向文化交流及音乐舞蹈方面来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唐诗宋词的音乐演唱传播及其影响

唐诗宋词发展的繁荣期,恰好处于文学通过音乐演唱方式传播的高峰期。尤其是大部分五言、七言绝句都可配乐演唱,而《阳关曲》《杨柳枝》等还被作为词调流传后世,“旗亭画壁”故事则进一步说明部分唐诗是作为歌词供人演唱的;晚唐文学通过音乐演唱传播突出地表现在温庭筠等作家的“倚声填词”,而这些词确实都得到了广泛的音乐演唱传播。宋词最先是青楼乐坊伴乐演唱的歌词,因此宋词的音乐演唱传播更为突出。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等为代表的词人们的词创作过程中,一直与音乐演唱与传播融合为一。宋词因为内容与词牌曲调做到了完美结合,形成词的广为传唱。这导致两宋词人与歌伎们共同推动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繁荣的事实,也推进了文学与音乐演唱传播的发展。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不但形成当时的广泛传播,还深刻影响流传后世。当下许多歌曲创作和演唱词,也有与唐诗宋词融合发展的体现:或将唐诗宋词完全纳入歌词,或加以演绎,用以演唱当代故事和抒发情感。因此,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传播的现象及其历史,除当时体现出诸多文化价值意义,也为今天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借鉴,并由此表现出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的融合发展及其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演唱往往融为一体同步发展。将唐诗宋词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阐述其表现和形成原因,总结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相关的理论和规律,挖掘古典文学与音乐演唱融合发展传播的意义价值,也可为今天流行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提供参考和启发。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概论(续编)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包含典籍、散篇文章、杂记三个部分。经统计,其中音乐典籍有152种,散篇音乐文章有439篇,音乐杂记则散见于近50部笔记书中。该文采用目录学方法,介绍其中的散篇文章,将其分为乐制、乐事、乐论、乐律、乐器、乐曲歌辞、舞蹈杂伎、乐书、选举、墓志等十个大类。这项工作,同该文正编一样,旨在为进行隋唐五代音乐史研究建立基本条件。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唐乐与“唐乐计划”

文章是劳伦斯·皮肯编著《唐朝传来的音乐》系列丛书绪论的译文。唐乐的乐谱保存了一种比当代唐乐表演更贴近中国音乐风格的音乐形式。这些手稿很可能为我们保留了唐朝末年之前(不晚于公元841年)从中国宫廷传来的谱集。由于整个日本琵琶的演奏传统在延续,劳伦斯·皮肯团队启动“唐乐计划”尝试通过古乐实践反映八世纪下半叶中国音乐的表演。中国的宫廷音乐曾经是中亚、南亚(印度)、东南亚和东亚(韩国)音乐的集大成者,是亚洲“中世纪”早期乐曲的聚集地。“唐乐计划”任务是揭示迄今为止一直被隐藏的东西,我们要找回的不仅仅是遗忘的旋律,还包括多样的音乐形式。

论孙颖汉唐古典舞的乐舞意识

中国古代乐、舞不分,乐、舞、诗一体,这种历史文化影响至深。孙颖作为舞蹈界汉唐古典舞一派的创始人,力图从历史遗存中去继承和发展古代鲜活的舞蹈形象和文化精神。在孙颖的舞蹈作品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他对古代乐舞意识的传承与发展:舞蹈音乐体现出乐舞交融的叙事性与韵律性,舞蹈的诗化语言与古典意境又生动地体现出其形神兼备的诗性追求。孙颖的乐舞意识是他科学的继承观、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为中国古典舞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值得探讨的空间。

唐代和亲政策中的乐舞交流——以吐蕃为例

和亲政策在古时十分常见,至少在原始部落时期,人们已经能通过姻亲关系加强部落实力巩固统治了。由于这种政治性和利益性,各政治团体为了彰显国家实力以及显示友好的态度,“和亲”路上的嫁妆与聘礼实际上除了物质交流与置换之外还有思想的交流。吐蕃政权,作为古时青藏高原的主人,由于实力的强劲,唐王朝无论是使用怀柔政策还是武力方式,都一直与吐蕃保持着交流。纵观整个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交流,前后出现过两次和亲的情况,和亲公主分别是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唐王朝为两位公主准备了丰富的嫁妆,其中就包括“赐乐”,从而加强了两地的乐舞交流。

关陇地区唐墓乐像艺术表现形式研究

唐墓遗存一直是隋唐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对关陇地区唐墓乐像的史料与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以关陇地区唐墓遗存中的乐器、歌舞乐像为研究对象,将乐像置于墓葬中根据其所在的位置,对其功能、内容与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探讨唐墓乐像的内容与功能,阐述乐像之于唐墓中的功用及考古价值。

辽西走廊与辽宁唐墓音乐文化遗存之探究

文章以丝绸之路、辽西走廊为视角,以辽宁朝阳纺织厂M2号唐墓及纤维厂唐代孙则墓出土的音乐文化遗存(乐俑)为研究对象,探索其乐俑的组合形式、乐器特征及其所反映的音乐文化交流与融合情况。文章认为,纺织厂M2号墓中的“抚琴俑”应为“卧箜篌俑”,该墓的伎乐组合符合隋唐七、九、十部乐中“高丽乐”的特征;孙则墓仪仗骑马奏乐俑是东北地区此类音乐文化遗存的首次发现。作者认为,这些遗存属于丝绸之路、辽西走廊上唐代东北与中原文化交流系统中的文化。

河西地区魏晋唐墓壁画乐器分类考略

河西地区魏晋墓和唐墓出土的壁画中描绘的乐器图像种类丰富,是甘肃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补充。本文对壁画中所出现的各种乐器用现代乐器分类法进行分类,对这些乐器的名称及其形制、流变等进行初步的考释。

论隋唐明堂建筑形制论争中的礼乐美学观念

圆丘祭天、宗庙祭祖分别象征了继承天命的天道秩序和世俗王权的人间秩序。明堂既是祭天之所,又是布政之宫,其建制、礼仪素无定制,历代皇帝、儒生亦皆因时制礼,遂致争议不断。隋唐之初,明堂礼尚且能遵循古制,至武后擅权之时新创圣礼则实现了天地合祭。从牛弘、宇文恺、魏徵、颜师古等人明堂方案上看,隋唐明堂建筑形制、明堂礼典施行的论争本质是权力之争。从礼仪空间上看,隋唐明堂祭天礼秉承天上秩序象征“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宣读时令、举行朝贺又象征了人间秩序“皇帝”权力的正统性。武则天明堂沿袭魏徵、颜师古“义以随时”“自我而作”“圣情创造”的礼乐美学思想在形制、礼典上有所创新。武氏明堂的完成把儒家礼乐美学对明堂的想像付诸实践,终结了隋唐儒生明堂建制的论争。这一过程表明专制社会国家礼乐体系服务于皇权,国家礼制建筑、仪式空间体系的最终完成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识。这也是隋唐礼制建筑与礼仪空间所表达的主要美学观念。

先唐西域音乐东渐与歌诗之演变

从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音乐文化优势得以凸显,奠定了以南方音乐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汉魏西乐东渐对乐府歌诗影响深远。六朝胡戎乐东传不仅推动了南北歌诗的融合,也为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艺术土壤。先唐西乐东传与民族融合、乐制更迭、佛教东传等密切相关。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音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

论唐代的家乐

唐代家乐兴盛于盛唐中后期,受安史之乱影响很快沉寂下去,直到德宗贞元年间才再次活跃,此后便一直兴盛不衰。它的兴盛是朝廷积极倡导宴乐之风的直接结果。中晚唐家乐具有成员构成丰富及家伎流动性强等特点。家乐的音乐水平在中晚唐得到迅速提升,故其地位不容忽视。

试论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融

在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如一股股清泉融入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时尚的引领,塑造了大唐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的艺术气质,创作了无数描绘当时社会音乐活动的精美诗歌,成为千古流芳的传世佳作。音乐的高度发展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境界,同时,诗词的盛行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优美的诗歌乘着音乐的翅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