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边疆经略与桂州山水景观营建

隋唐以来,桂州成为中央王朝控制岭南地区的要塞。围绕桂州山水展开的景观建设,背后蕴含着王朝国家对边疆的经略和文化整合。以舍利塔、摩崖造像为主的佛教景观建设,道教洞天景观塑造以及以舜庙为代表的儒家景观营建,不但象征着儒释道等代表国家的大一统文化对地方文化的规范和渗透,更代表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治理。地方官员、僧侣、道士通过地景建构,不但将桂州山水从自然景观转化为佛教、道教、儒家等多元人文景观,而且将桂州山水景观的诗词意象由“蛮荒之地”转化为“小长安”。经过初唐至中唐时期的经营,晚唐期间桂州出现功名人士主动融入中央王朝文化叙事的现象,形成了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双向认同,完成了国家主导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唐代文人江行诗研究

20世纪以来,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唐代文学研究中愈益广泛。文学与地理、地域与文化等成为观照唐代诗歌的新视角。唐代水运发达,文人应举、赴任、宦游等路途便渐渐倾向选择水路,于是记录沿途风光、风土人情的江行诗便成为纪行诗的一类日益发展起来。江行诗作为交通文学的切口在21世纪以来受到一定关注。江行诗的独特性反映了唐代文人行舟视角的独特性,其倒影的趣味性、两岸风景的对称性和水天相接三种独特的感官效果,印证了颠沛中生发超逸,在离别中迎接风景的独特江行情感,反映了唐代文人从世俗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审美的行舟生活,以及所体悟出的思想内涵。

唐宋时期佛教流播与祈雨活动的盛行

祈雨活动,古已有之,为当时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唐宋一代,随着佛教向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流播,朝野上下,祈雨活动亦异常活跃,且多与佛教人事有关。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大量祈雨活动,佛教高僧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唐之际,随着密宗的形成,大量请雨、止雨经典及仪轨也相继译出,并成为密宗的重要的成就法之一,这使得祈雨活动从理论及实践上更加完善,直接影响着佛教文化向民间的渗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当山历史地位的变迁

“武当”之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至宋代,道经始将传说中的真武神与武当山联系起来,将武当山附会成真武的出生地和飞升处,为它以后的显荣尊贵打下了基础,入明以后,由于统治者对真武的尊崇,武当山被封为“太岳”、“玄岳”,成为“天下第一名山”。清以后,武当山的地位大为下降,它对周边地区和区域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朝山进香等民俗活动来体现。

略论唐君毅的中西文化观

在对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文化的反省中,唐君毅发展了早期新儒家的理想,将对超越的理想和精神作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内在生命和源泉。他认为西方的宗教、科学精神和民主得益于那种对外在超越的追求,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对理想的偏执也走向割裂和奴役。中国文化不等同于器物和自然主义等,在宋明儒的心性之学中也有一种内在的超越理想,它们成为中国道德生活和艺术的基础。中国应当学习西方的"方以智"的科学精神,其"圆而神"也可以补充西方的不足。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从“三武灭佛”到“康熙禁教”

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和“康熙禁教”,对我国宗教及历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发展与适应社会的必然过程。它告诉我们如何对待宗教,也启示着宗教界人士如何适应社会。

唐代西域女装研究及对当代女装设计的思考——以新疆出土文物为例

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唐代西域女子服饰,以新疆出土的唐代彩绘俑、绢画、壁画上绘制的服饰为线索,探讨当时西域的服饰文化特色。通过对唐代女装造型款式、色彩、图案纹样的分析,发现由于当时西域特殊的地理气候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女性多戴帽,汉服与胡服兼容并收的服装风格,且女扮男装甚是盛行。襦裙装款式修身,高腰、阔领、多褶裥,回鹘装翻领、腰间系带。女子服装色彩艳丽,尤爱红色和对比色,图案多为花、草、虫、鱼等自然事物图。依据这些特征,提出了对现代女装设计与开发的一些思考及启示。

南唐宗教与文学

南唐君王普遍崇信佛教,致使整个朝廷政法荒弛、经济衰颓、军事不振。南唐宗教倾向对于南唐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以及隐逸派诗人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从《唐律疏议》看唐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关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就全世界而言,东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前进轨迹。西方社会注重宗教对法律的影响,认为宗教在法律之上,宗教的内容和价值观念成为法律的内容和信条;东方社会则注重法律对宗教的影响,认为法律在宗教之上,或促进或约束宗教的发展。《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典,有着继往开来的深远影响。其中对宗教事务的具体规定,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法律与宗教的双重关系,即法律既推崇和保护宗教,同时又限制和束缚宗教,宗教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存在与发展。

林语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作为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 ,林语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尤其是他既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 ,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活动 ,无论是对西方人还是对中国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尤其是在语言研究的转型、宗教文化的底蕴、文学笔调的改革等三个方面 ,林语堂更是功不可没。这也决定了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整合的特点 ,充分体现了他“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唐代湖湘诗人与“三教调和”

唐代思想开放,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成为时代精神生活的一大特点。以李群玉、齐己、胡曾为代表的唐代湖湘诗人出入于三教之间,与三教人士交游唱和,他们不仅兼怀儒家入世情怀与佛、道出世思想,而且也加入到了唐代"三教调和"的大合唱中,其诗作富于佛、道哲理意趣。由于湖湘诗人身处山水风貌殊异的湖湘大地,承传了独特的湖湘文化传统,其诗歌创作在"三教调和"之外,又别具一种风味。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唐传奇中的骈文因素

唐传奇文章中具有明显的骈文因素,表现在四个方面:书信、经文和状表、论赞、对话及言论。传奇中仍部分采用骈文形式原因有三,一是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雅俗互动地结果,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二是作家群与读者群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提高传奇文的文学性是其必然要求。三是宗教,包括佛藏与道藏的韵文形式对其产生影响。

苦难的认同和超越－－林语堂小说的宗教文化价值所在

现代作家在融合宗教文化与现实人生的思考中有一个比较集中、突出的命题——对苦难的认同与超越。林语堂的人生观与他对宗教文化思想的体认有直接的重要关联，他认同苦难，将苦难视为不可避免，并努力寻求超越苦难的途径。

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唐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的方式,将汉地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藏区民间,也将藏族的苯教文化和其它宗教习俗传播到了汉地民间。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医学史视域下的唐代咒禁术概说

巫术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进而在中医药的起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巫术逐渐被淡出医药的舞台,然而,在有些时期,由于当时历史的特殊性,巫术治病仍被作为主流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咒禁术在唐朝时期被太医署列为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政府设有专门的咒禁博士,下设咒禁师和咒禁工为辅助,以培养专门的咒禁生。而唐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医学方面,尤其体现在太医署将咒禁科设在医科、针科、按摩科之后而成为唐代医学4大分科之一。本文拟从医学史角度就巫术、咒禁及其与唐朝宗教兴盛等内容作初步阐述。

论唐君毅的宗教情怀

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家中最富有宗教情怀的哲学家。他深刻发掘儒家文化的宗教精神,详细阐述其宗教意义,在认真比较世界各大宗教思想的基础上,凸显中国儒教的特色,并提出建立一种由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发展起来的中国新宗教,以实现"为四海之人道立极,为世界之宗教立枢,以转移世运,斡旋天心"的宗教般宏愿。

从“出家无家”到出家而有“家”——唐代僧尼孝道伦理现象略析

佛教主张出家无家,这也是唐代社会习俗及法律对僧尼的基本规范和要求。而朝廷频频发布诏令敦劝僧尼奉行孝道,佛教学者也重新解释孝的含义并大力宣传佛教的孝道,就使出世的佛教具有了浓重的世俗的意味,僧尼出家而有"家",传统的出家观念就被打破了。

韩愈的“卫道”背景与实践

维护封建社会的道统是韩愈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韩愈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阐述了韩愈关于“道”的内涵及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道”与唐代政治、经济活动的关系和韩愈作为封建卫道士的实践。指出,韩愈“学以为道,文以载道”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无论对于历史和现实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