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慎赦思想与行赦——兼论唐代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随着唐代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赦宥制度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大赦、曲赦、录囚等各种赦宥方式在唐太宗时期日趋成熟和规范。唐太宗借慎赦思想塑造“明君”的政治形象,并使得赦宥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慎赦思想的实质却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唐太宗以多种赦宥形式来实现其对帝位继承合法性的证明,配合对外征服战略、农业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以及减轻民众赋役负担等,为唐代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与方法——基于策论的考察

领导与下属关系的处理是组织管理中的重点和痛点。处理的得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命运。通过《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中“问对”的文本考察,全面解析唐太宗处理“领导与下属”关系的理念、方法和实践,即相互依存、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和相互成就,探讨唐太宗治理智慧的当代意义。

“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唐太宗、玄宗畋狩诗之军礼衍义与诗教互摄

狩猎是先民基本的生活方式,发展为帝王的特权之后,纳入军礼的畋狩与练武密切结合,《大唐开元礼》明确划分成皇帝讲武礼与皇帝畋狩礼。随着“礼”的建设、“仪”的实施,“诗”也相伴产生了“校猎”“冬狩”一类,唐太宗、玄宗的创作可谓典型个例。具有位居尊极决策者与躬身践行者双重身份的创作主体,军礼衍义与诗教主张相互感发,代入式的现场效应,推动了“诗”与“礼”的同步发展。畋狩礼执行中的“度”,又引发了谏猎诗的创作,“主文而谲谏”风气的形成,助力了贞观之治、开元全盛日“文教资武功”政治氛围的营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诗歌走向黄金时代的灿烂图景。

战略学视野下的《唐李问对》历史思维研究

《唐李问对》通过“淝水之战”阐明了“庙算”程序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通过“霍邑之战”“牧野之战”“齐桓公成为霸主”等案例阐明了贞观时期的战略价值追求,通过“李靖平突厥”“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案例阐明了“征讨高丽”战略决策的深层含义,通过比较刘邦、项羽、刘秀“将将”能力,阐明高超的战略驾驭方式方法。《唐李问对》运用大量的历史案例阐明战略理论,既是其文本叙述突出特点,也是历史思维在战略战役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古代论说文思辨性阅读教学实施策略——以《谏太宗十思疏》为例

古代论说文中蕴含着丰富的思辨价值和论说智慧,是进行思辨性阅读的重要载体。该文通过思辨性阅读这个新的教学视角来阐述古代论说文的教学价值,分析古代论说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谏太宗十思疏》教学为例,探究高中语文古代论说文思辨性阅读的一些教学实施策略,以期促进学生逻辑思维、思辨思维的发展,使得年青一代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 ,对王朝更迭和治道兴衰的历史现象的探讨 ,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治世而非盛世。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 ,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 ,将自己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传统史学也是将贞观之治作为一个治世来看待的。唐代以后 ,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 ,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

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

初盛唐时期的东北边塞诗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唐太宗为代表;第二阶段以陈子昂为代表;第三阶段以高适为代表。东北边塞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情感基调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将陈子昂、高适的东北边塞诗与开元、天宝时期的西北边塞诗相对照,会发现前者写边疆负面现象较多,情绪不及西北边塞诗高昂。这种差异,只有统观唐代武后至玄宗后期从国家西陲到东北的总体边疆形势、民族关系态势以及朝廷的应对策略,将相关诗歌置于初盛唐时期总体民族关系态势影响下的各战区实际状况之中,方可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

唐代法定适婚年龄考

唐代曾两度颁布有关婚龄的诏令，但其所规定的婚龄性质并不相同，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所规定的“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是劝勉结婚的年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适婚年龄；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所规定的“男年十五、女年十三”才是真正的适婚年龄。

论李承乾从聪慧太子到叛逆谋反的心理动因

唐太宗太子李承乾的个人命运是与其时代背景相联系的。由于初唐时人普遍具有的危机感,和太宗自身因"玄武门之变"的心理阴影,使得国运长久成为贞观君臣共同关注的重点,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贞观君臣谏言议政的核心主题。在这种压力与责任共存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太子承乾,承担着太宗国运长久的沉重愿望,承受着东宫师傅犀利尖刻的批评,再加上自身身体缺陷带来的心理障碍,以及青春期的孤独与叛逆,在此种种压力之下,心理日益扭曲,直至最后崩溃。

唐太宗经营河西走廊略述──兼谈唐初关于内地与边疆关系的争论

本文论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对河西走廊一带的经营方略和具体举措，以及围绕这一经营活动在朝廷内部所展开的论争。文章认为，李世民着眼于经营河西、开发西北的政治实践，表现了他高人一筹的远见和智慧。

唐太宗夺嫡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发微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成功夺嫡。事后,出于为自己开脱罪名的目的,他在不同场合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太宗的言行波及同期正在纂修的《五经正义》,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对有唐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唐太宗与盛唐气象

唐太宗作为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局面;在文学上,他又以特有的个人风度,从治国思想、文化视野和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唐初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唐太宗依然拥有着盛唐开创者和盛唐气象开拓人的双重身份,一手酝酿出有唐一代蓬勃自信的昂扬心态。

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的拟题、年代及其叙事艺术

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发轫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对其拟题由来、抄写年代还存在着误解和歧见,关于其叙事艺术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文章拟分三个层次对这些问题作粗浅的探讨,力图清晰地显示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

马球运动源起何方,世人有多种说法。研究结果表明,这项运动起源于古代波斯,远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文献记载,迄今已有2 600余年。波斯马球是怎样进入中国的?据文献分析,是唐朝初年由唐太宗李世纪亲自决策并组织引进的;由于唐朝同波斯的友好关系,马球活动是直接由波斯人那里传入的。马球传入中国的路径,有几种说法,都认为不是直接从波斯,而是经过若干中转才进入唐代的长安,这些说法都有严重缺失。

皇权的日益扩张——北魏及唐几次官定姓族之共性

处于中国中世纪的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由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阶段,而这一转变过程的显著特点,即皇权与士族特权之间的此长彼消。而从北魏孝文帝到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及唐玄宗,四次官定姓族的举措,正是这一转变过程在政治方面的体现。皇权对士族特权的干预,不但是它们之间一贯的共性,且呈现日益扩张的趋势。

以史为鉴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深谙以史为鉴的著名君主之一。由于他在贞观年间采取了设立史馆、大力修史等诸多措施,发展史学,遂使史学功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也使他成了历史上以史为鉴的光辉典范,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而且也在我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论唐太宗的文学创作及其深厚的“黄帝情结”

综观唐太宗诗文,蕴含着浓厚的黄帝等古圣王情结。其信奉黄帝等古圣王的伟大功绩,赋诗作文对相关典故多有征引,或以之自喻、寄托理想,或以之为据、敷衍哲理,或以之为镜鉴、探求兴亡之道。唐太宗的诗,借助黄帝等古圣王功绩抒发政治抱负,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强烈的政治豪情融为一体,气势雄浑,从中可领略贞观气象;唐太宗的文,以黄帝等古圣王的兴替为依据,求索古今治乱规律,制定君臣治国方略。概言之,其“黄帝情结”就是以古圣王为楷模,励精图治,济世安民,开创太平盛世的伟大梦想。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琵琶曲《昭陵六骏》音乐特征及其演奏诠释

《昭陵六骏》是刘德海先生于2001年创作的琵琶独奏曲。该曲不仅是琵琶曲作中的精品,而且还是具有相当技术难度的经典之作。作者结合曲式分析对乐曲的创作特点和演奏特点,进行了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