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穀《清异录》“茗荈门”茶事考

《清异录》为唐、五代至宋初文人陶穀所撰之笔记,记录了唐、五代至宋初之逸闻故实,以及事物的异名及其来历,内容涵盖深广,涉及天文、地理、人事、草木、百虫、装饰、器具、药品、茗荈等方面。其中“茗荈门”所辑录的关于茶汤、茶器、茶技、品茶、茶之雅称与别称、茶艺与茶戏等方面的记载,颇具特色,是对唐、五代至宋初茶文化的重要补充。对《清异录》“茗荈门”茶事展开研究,不仅可以为唐、五代至宋初茶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对丰富茶文化的内容也不无益处。

顾桃边缘影像的参与式观察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神翳》等影片构成了顾桃边缘影像的参与式观察。他将自己融入这些边缘人群的生活,了解当代边缘民族文化与人群面临的困境,记录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碰撞后无可抵挡的消逝过程,客观的为观众呈现“边缘人”的精神世界,映射出这些边缘群体对森林、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引发观众对文化与文化、文化与人之间的反思,在无声的观察中展现他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与少数民族文化影像化的诗意呈现。

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

本文论述了俄国文坛泰斗托尔斯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和研究孔子、墨子、老子和中国的佛经，与中国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交往以及托翁的教育思想、勿以暴力抗慈、道德上自我完善和博爱等思想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元杂剧《风光好》新探

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的实现,是许多代读者和批评家阐释的积累。元杂剧《风光好》,一般被认为是讽刺喜剧或风情喜剧,旨在揭露假道学的虚伪,陶谷是一个否定性喜剧人物。然而通过重新解读文本,却得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结论。《风光好》的主题是揭示人性与封建道德的冲突。陶谷是一个带有复杂、多维、滑稽色彩的肯定性喜剧形象。从美感形态和特征来看,作品应归入性格喜剧。剧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尽善尽美"为至境的传统艺术范式,否定了传统的审美理想和作品功能论,突破了人物性格单一化的局限,反映了宋元市民文艺思潮对正统伦理道德观和美学观的冲击,具有较明显的历史意义。此外,前人较注重剧本在语言方面的成就,而未就其他剧作技法展开充分研究。从现代戏剧创作和理论的角度来看,作品在性格塑造、冲突设置和情节结构方面皆表现出显著的特色,可资借鉴。

《说文古本考》校勘义例探析

沈涛的《说文古本考》是利用历代《说文》异文从事校勘的考订之作,运用义例考订是《古本考》的重要方法之一,"连篆读"、"互训"、"一曰"是《古本考》常用的义例和例语,然其结论未必公允。有鉴于此,文章即在全面梳理《古本考》文本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其校勘义例和例语,并利用沈涛未曾见及的资料进一步考证,分析沈涛运用义例校勘《说文》的得与失。总体而论,沈涛运用这些义例从事校勘可谓有得亦有失。研究《古本考》的校勘义例,可为用义例校订《说文》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推进《说文》的综合校勘。

试论沈涛的《说文》逸字研究

清代沈涛的《说文古本考》虽非研究《说文》逸字的专门之作,但其补充《说文》失收的逸字凡141个,数量可观。在详细考察所补逸字的基础上,总结其考证条例有二:一、根据《说文》本书和他书的说解作为内证增补逸字;二、利用他书引用《说文》的异文作为外证增补逸字。进一步利用后世发现的沈涛所未见及的前代典籍印证《古本考》的结论,认为《古本考》方法可行,征引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有据,因而结论大多可信。尽管在过去学界对《古本考》很少关注,但事实已经证明它的价值不容忽视。沈涛的研究方法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他的研究成果是《说文》校勘和大型辞书编纂的有益资粮。

清人顾奎光、陶玉禾的金诗选评

清代是金诗接受的高潮期,清人对金诗的选录、评注成果丰硕,由顾奎光选编、陶玉禾评点的《金诗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金诗选》采用选评结合的方法,以气格论金诗。在概括金诗的总体特征、评价金诗技巧的同时,还借评点金诗发表自己的诗学主张,对引导清人解读、接受金诗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老子》《庄子》两处原文新解

前人多把《老子》“道生一”的“一”理解为最高存在者“道”本身，本文从动态角度指出，“一”应为在形而下的世界中存在的“道”；《庄子·大宗师》中“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一句，本文结合庄子“齐物”思想指出，这里讲的应是事物自身究竟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

《陶集发微》的特点与学术价值

《陶集发微》是产生于民国时期的一部《陶渊明集》,它以苏写本为蓝本,采集诸说,爬罗抉剔,句释章疏,自成一帙,成为众多陶集中较有特色的一部。该书以丰富的材料,翔实的考辨,达到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之境。在具体编纂上,编者择其精要,删其繁复,取舍有度,表现出务实清新的学风。同时,编者又不机械照搬前人文献,时有己见,显示出自己的学术识见。故该书对于后世读者深入理解陶氏生平及人格、陶诗艺术价值、陶集版本及校勘、笺释等方面均有一定裨益。

沈涛的《说文》异文研究

在仔细研读《说文古本考》,归纳总结沈涛对《说文》异文字际关系的探讨,对《说文》异文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为今后的《说文》校勘提供借鉴。

幽兰暗香醉春风--《陶榖赠词图》赏析

本文从画技和历史故事两方面,欣赏明代著名画家唐寅的名画《陶榖赠词图》,剖析画中人的历史背景、人物心态,以及著名画家唐寅的社会生活,从而展示了唐寅的独特个性、历史认知和思想情怀。

顾颉刚遭受“中华民国”文字狱问题述论

20世纪初骤起的西化大潮,在1928年全国统一之际,渐趋沉稳。后至1938年,以抗战为界,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与主观立场都有明显的转变。古史辨派主要成员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及其师友傅斯年、冯友兰、钱穆等,亦莫不因时局的巨变而有所折中。1929年顾颉刚所遭受的“‘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其前因后果及其前后解释中的变化,虽然只是时势变迁中的插曲,仍不失为学术方向抉择与学者自身进退的一个侧影。

唐前乐器赋考辩四题

唐前器乐赋中,《长笛赋》作者、《角赋》作者谷俭的朝代、江淹《横吹赋》的吟咏主题以及傅毅、蔡邕"琴赋"的篇名存在争议。经考辩,《长笛赋》"赋序"作者当属伏滔,残句部分应存疑;《角赋》作者谷俭为晋人,不处唐世;江淹《横吹赋》所咏乃"横吹笛",非"横吹曲";傅毅赋作应称《琴赋》,又或为二篇;蔡邕赋作应称《琴赋》,其《弹琴赋》一名似由明人所误。

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之考析

"缘起《桃花扇》说"是众多长阳南曲起源说中指向最具体、最明确的学说,但局限于没有发现相关文献资料、地方志和考古记录对二者的缘起关系的明确记载,使之陷入"飞来峰"的尴尬境地。笔者通过对长阳南曲所处的政治环境、历史流变、文化背景、传承地域、起源时间等因素进行纵向研究,通过对长阳南曲的构成元素、艺术特性、表演形式、传承方式等因素进行横向研究,阐述此学说的可能性,以求证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是一个真实的命题。

文化翻译理论视角下《道德经》数字翻译研究——以辜正坤译本为例

《道德经》的语言简洁、抽象,使得意义的缺乏或语义不足问题十分明显,数字意义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视角,通过对辜正坤的《道德经》译本进行分析,发现中西方在数字的实指和虚指方面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数字除了实指意义外,还有着很强的虚指功能;而西方的数字只有实指功能,这对译者和读者理解原作形成了很大的障碍。译者除了具备很好的双语语言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要想实现文化传真的最大化,相较于其双语语言能力,译者的双语文化背景知识更为重要。文化翻译理论在指导典籍英译过程中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方面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陶翰诗歌中的“兴象”与“风骨”

陶翰诗歌具有"多兴象"、"备风骨"、"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个方面的特征。"兴象"的特点多存在于陶翰写景诗与部分赠别诗中,"风骨"的特点则主要体现在其边塞诗与其余的酬赠诗里,而其怀古诗等则兼备了"兴象"和"风骨"两方面的特征。作为唐人重要的诗学理想与盛唐诗歌的审美特征,"兴象"与"风骨"在陶诗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陶翰也以此入选《河岳英灵集》。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理解陶翰是那个时期"时代共同风格的才华洋溢的实践者"。

试析陶榖《清异录》的文献价值——兼论隋唐五代的饮食文化

陶榖的《清异录》是一部特殊的笔记,它引述了大量的唐五代时期的饮食文献。本文首先从陶榖的生平、家世与著作出发,指出他出身文学世家,饱读诗书的习惯为他顺利任官提供帮助。不过他性格孤傲,难以与人为善,最终郁郁而终。继而梳理陶榖的著作,发现他博学多识、擅长各种文体,《清异录》便是典型。再者梳理了《清异录》的流传,发现它版本众多,大致可分为四卷本与两卷本,现今以俞钢等人的整理本为最佳。最后通过分析《清异录》所引饮食文献,发现唐五代时期的饮食文化异彩纷呈,不仅深受佛道等宗教饮食戒律的影响,而且传统儒家文化亦进入其中,乃至从西域传来的胡食因子也杂糅进入,这表明中古时期的饮食是包罗万象、色彩缤纷的文化,反映出各民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血肉相连的重要成员,建构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本事嬗变探微──从杂传故事到通俗文学的个案考察

本文对元人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所据本事之各种版本 作了梳理、比勘和考辨，指出：在从杂传故事到通俗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民众 的趣味和审美取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殷墟墓葬陶觚爵随葬制度研究

殷墟墓葬陶觚爵组合具有普遍性、明器化、单一性和地域性特征。这种组合特征,一方面说明了陶觚爵是礼制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重酒组合为代表的礼制在殷墟得到广泛认同,这与殷墟作为都城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礼仪制度、宗教思想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