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论满语拟声拟态词——以《兼汉满洲套话》和《清文指要》为中心

拟声拟态词通过象征性的语音来摹仿表达人与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和各种状态。满语中存在为数众多的拟声拟态词。通过对《兼汉满洲套话》和《清文指要》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进行统计、归纳、总结和分析,证实满语拟声拟态词具有使用频率高、数量众多的特点,厘清该类词汇的基本特征及在满语文表达中所起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成书考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有关古书成书的讨论越发热烈。结合新的理论观点,借助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综合分析,同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神农本草经》成书过程、文本状貌更为细密的探究成为可能。该书是以早期本草类文书为基础逐渐生成的,这反映出早期药物学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目前所知最早的《本草》古书出现在东汉后期,之后的魏晋南北朝300余年,本草著作蓬勃发展。其间《本草》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其一,书名众多;其二,出现同书异本、同名异书现象;其三,《本草》的整理和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对于《本草》作为“经”的确立、定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梁陶弘景整理的《本草经集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本。《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其经典化历程展现出士人对技术类文本所持的一种尴尬态度和折衷处理方式。

“法”与“道"——韩非政治法律思想源流辨析

韩非、法家的思想与道家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本文的观点是:韩非及法家思想以道家学说为源流,这除了道家的“无为”适宜于宗法制集权统治外,更在于“道”等概念满足了法、国家权力运作等的形式普遍性需求。

中国早期故事的图像传播——以《晏子春秋》“二桃杀三士”故事为例

"二桃杀三士"是《晏子春秋》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先秦文献中却极少有关于此故事的记载,而在汉画像石中却有这个故事较多的图像出现。这表明该故事在汉代的广为流传。本文以解决这个矛盾为出发点,对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故事本身与整部《晏子春秋》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有所出入;第二,汉画像中已经出现这个故事,可以说在此时故事已经较为广泛地流传了;第三,故事文本的缺失。对于这三个问题可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在东汉时期,"二桃杀三士"故事已经出现并广为流传,但是比较简单。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完善,口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方式,最终这个故事的完全成型是比较晚的。由于缺失文献的支持,我们初步推断其具体时间应该是在魏晋之后。这样我们发现的三个问题和矛盾都可以得到解答,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陶澍与宣南诗友

陶澍是清嘉道年间极有名气的诗人,在他周围聚集了当时一大批诗人。著名的宣南诗社(初名消寒诗社)就是陶澍等人发起建立的,诗社成员亦视陶澍为诗社的领袖。宣南诗社是一个文艺团体,多由南方各省在京的有功名的中下层官僚组成,前后成员有68人。他们的诗作不仅"润色太平业,歌咏同朝美";而且关注国计民生,倡导经世致用。

论儒学与诗的发展流变

以诗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孔孟荀至两汉、建安风骨、陶潜及唐代杜韩,说明诗的流变——内容和形式与儒学有内在联系。上述诗之特殊面貌的出现,内在原因皆由于儒学之变化。孔子对诗作了自觉反思,肯定抒情诗对生活的重要性,指出生活诗意化的方向。孟荀让诗转向政治化史诗化,导致建安风骨的建立,直接影响盛唐。陶潜田园诗乃生活诗意化的实现,开出诗之清新自然之抒情新流派。陶诗之自然乃孔门“风于舞雩,咏而归”之自由和愉情怀,非庄子“不与世俗处”之山林自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忧道不忧贫”,乃陶诗之精神风骨。已出文学史多归陶于庄,实大谬不然。评诗乃对诗的诠释,与评诗者之精神学养密切相关。

殷璠《丹阳集》考辨

《丹阳集》是现存唯一一部以诗人籍贯为收录标准的唐人选唐诗,由于该集早已散佚,无法窥测全貌,学界普遍以《河岳英灵集》为标准考察《丹阳集》,忽视甚至无视其独立价值,《丹阳集》亟需重新认识。《丹阳集》当是殷璠应举落第流连长安之际在宫廷风气影响下编撰的地域选本,以揄扬润州诗人、壮大故乡声势为目的,与仕途达否并无直接关联,马怀素、陶翰二人诗歌落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与殷璠向无交集。《丹阳集》明显的宫廷风尚使其个性色彩并不鲜明,但客观上却更加契合当时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流传更为广泛,在盛、中唐时期影响甚至大于《河岳英灵集》。

从“壹”到“道”——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体现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重"壹",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思想的《韩非子》尚"道",而从"壹"到"道"正勾勒出法家追求绝对君主专制的轨迹。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史书诗坛耀三星 千秋万古当齐名——论习凿齿与王羲之、陶渊明未能齐名之原因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均有着闻名遐迩的崇高地位,可谓冠绝千古。与王羲之、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史学家习凿齿,史识超群,功勋卓著,特别是其"越魏继汉论"即"国家应大一统论",在史坛上独树一帜,影响至今。其知名度理当与"王""陶"相伯仲,然而,囿于诸多原因,习凿齿的英名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所遮蔽,以致不显山露水,甚至为世人所误读。因而,探究其深刻原因,彰显其光辉业绩,实有必要。

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追求鲜明艺术个性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明道”方式的差异使韩柳在如何学习前代艺术,如何对待骈俪之文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韩柳的分歧源于其“道”论的差异,韩愈着力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与智慧的角度发明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孔子仁学注重主体之开启的理论追求,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对儒道之普遍性原则的探索。明道方式的差异在韩柳的古文艺术中有丰富的呈现,韩文善于以丰富的情事和生动独创的语言与艺术手法发明儒家的人伦之道,较少在义理上探幽入微;柳文则更富于思辨性。

唐写本陶翰《古意》诗校考

敦煌残卷《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所收陶翰《古意》诗,作者又有王季友一说,经考证,应为陶翰诗。诗题又作《古塞下曲》、《塞下曲》、《古塞曲》,经考论,取《古塞下曲》为佳。诗句中有异文达14处之多,分别从文字发展、史地名物等角度予以考辨,并依"宜各从长"的要求给出己断。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关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

韩愈对传统礼乐观的革新及其“不平则鸣”论

韩愈的"不平则鸣"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与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韩愈在对传统"礼乐观"革新中,重建了"道统",提出了根据才能学识、道德性情来选拔人才的标准,把寒族士人的仕进要求作为"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了穷苦怨刺之言的正统地位。这就为他在文学上提出"不平则鸣"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道”与“文”的纠葛:韩愈“文以明道”观新论

韩愈提出“文以明道”观,力求在古文创作中体现他复兴儒学、排斥佛老的意图,但是后世的评价或者责备其“道”之不纯,或者批驳其“文”之不粹,“道”与“文”相纠葛,令我们难以恰切把握韩愈的整体面貌。因此,必须拨开迷雾,回到韩愈自身以及他所处的历史境遇,梳理出他关于“道”和“文”的真实思想和创作实践。从“道”的层面,韩愈从儒家士大夫的立场出发,着眼于现实政治,以儒家之道干政,重在践行,但由于身不居其位难以施展,才将“道”的意图表现于古文创作中;从“文”的角度,他以集大成的创作水准,提出“不平则鸣”“气盛言宜”等理论主张,以“道”为“文”之根本和动因,并在文中融入了“道”的内容主题,充分贯彻了“文以明道”的理念。

韩非法治思想新探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构了以法为核心、以法术势为基本逻辑框架的法治思想。其法治思想是围绕"道"而进行的。韩非有关"道"的论述与他的法治、术治、势治思想都有着紧密联系。

晚清汉魏六朝诗派对陶渊明的接受

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都各取所需,各有侧重,因此造成了陶渊明形象的多样性。近代汉魏诗派对陶渊明的接受类同南宋,重点关注他心念世事而表现出的慷慨、沉痛。进入民国,陶渊明的遗老形象凸显,汉魏派诗人借其以自慰。汉魏诗派对陶诗艺术成就的评价并不统一,出现了扬陶和抑陶的分化,这种分化是由其诗学观念的差异造成的。发掘陶渊明对晚清汉魏诗派诗人的影响,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的担待,对美好人格的向往以及所作出的努力。

论韩非之“道”

"道"是韩非治国思想中一个带有核心性的理念,在他的治国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韩非所说的"道"取自老子的"道"而又不同于老子的"道"。老子的道有多层含义,而韩非则把道解释为自然世界运动发展的必然即规律。以此为基础,韩非把道引入人类社会国家治理的图式中,不仅把法理解为治理国家的道,而且还把治臣之术升华为道的高度。认识韩非关于道的理念,对于认识韩非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