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陶渊明:《宋书·陶潜传》发微

《宋书·陶潜传》在“陶渊明形象塑造史”上具有奠基作用。宋传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陶渊明的诗文,一是撰者叙述之语。宋传的文献来源是早期“陶渊明集”的手抄本,以及陆子真巡行寻阳时采获的相关信息、文献。宋传在排比、措置陶渊明的仕宦文献资料时出现阙略、错误,导致陶公仕宦历程长期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现。宋传记述陶渊明辞彭泽令事重点刻画了陶渊明的“风度”,但却遮蔽了陶公辞官的真实隐情。宋传作者重点记述了陶渊明的“酒事”,以此强化陶公的绝世风流,但它对陶公酒后“抚弄”无弦琴的叙述则无疑是一种误解。宋传忌讳叙及陶公在晋宋易代之际的真实政治态度,每以淡墨轻轻扫过。宋传并没有勾勒出一个完全真实的陶渊明形象,但却为人们塑造了一个风神绝代的陶公,它承载着“后风流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前贤风流的无限回忆与向往。

追寻历史的叙述者──《宋书·陶潜传》作者考论

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尚无人研究过《宋书·陶潜传》的真正原作者是谁,而根据现代历史学观念,历史叙述对于历史对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试图追寻《宋书·陶潜传》的叙述者,解决陶渊明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据现在所能使用的材料,《宋书·陶潜传》作者很可能是徐爰。

论儒学与诗的发展流变

以诗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孔孟荀至两汉、建安风骨、陶潜及唐代杜韩,说明诗的流变——内容和形式与儒学有内在联系。上述诗之特殊面貌的出现,内在原因皆由于儒学之变化。孔子对诗作了自觉反思,肯定抒情诗对生活的重要性,指出生活诗意化的方向。孟荀让诗转向政治化史诗化,导致建安风骨的建立,直接影响盛唐。陶潜田园诗乃生活诗意化的实现,开出诗之清新自然之抒情新流派。陶诗之自然乃孔门“风于舞雩,咏而归”之自由和愉情怀,非庄子“不与世俗处”之山林自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忧道不忧贫”,乃陶诗之精神风骨。已出文学史多归陶于庄,实大谬不然。评诗乃对诗的诠释,与评诗者之精神学养密切相关。

论唐人对陶渊明的受容

陶渊明以其坚守志节自然纯朴的人生境界和高旷真淳的审美境界为后人所仰慕,但时代精神和个人兴趣的不同,人们对他的理解、择尚也有所不同。本文即从唐人对其隐逸和诗酒风流两方面的受容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唐代对其趋尚的时代原因以及唐诗与陶诗的个中渊源关系。

狷行人生路——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人格美学取向

"狷"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徘徊于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文化概念,从内涵上说它主要是一个人格美学范畴。在个人气质上,清高孤傲,不屑不洁之人浑浊之事,耻贱污而不行;在表现形态上,漠视虚伪的道德规范,特立独行,甚至有所偏执。屈原的"狷狭"、阮籍的"狷狂"、陶潜的"狷隐"、姜夔的"狷介",是中国古代文人狷性人格倾向的典型代表。"狷"的实质,从根本上而言,是儒家精神的一种特殊变相。

王运熙先生对钟嵘《诗品》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的钟嵘《诗品》研究,对于《诗品》中某些难解而历来多有争议之处,如某诗人源出于某之义例、陶潜源出于应璩等问题,以"释古"的态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对于钟嵘所持的思想艺术标准,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研读王先生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而且在研究态度与方法上,也能得到可贵的启示。

元初绘画中的陶潜情结——以钱选、赵孟頫、何澄为例

陶潜情结,可以说是元代士人的象征符号,是在大统一背景下,知识阶层自我反省和自我体认的一种忠实态度。而钱选、赵孟頫、何澄等人在笔墨中对这种情怀的体认,在当时便颇具代表性。仕与不仕的姿态或深或浅都会影响到他们笔墨情趣的表达,他们执着于陶潜情结,并不是为了向世人宣扬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是更多地出于调和自我的考虑。这种心绪一旦在笔墨中挥发出来,便很自然会晕染出一个时代的绘画风格来。

论陶渊明的“诗圣”之名

中国古人曾以"诗圣"之名称许曹植、陶潜、李白、杜甫。而清末以来,"诗圣就是杜甫"的观点似乎成为不刊之论了。评判"诗圣",究竟是以诗歌艺术价值为标准,还是以诗歌的道德教化为标准,这是应该澄清和解决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评判"诗圣"的首要标准是诗歌的艺术价值,其次是诗歌弘扬圣贤先达思想,以及善化人心、教化社会的功效。在数千年的诗史上,"诗圣"不止一人,"中国诗圣"当为集合名词。从诗道、守训、弘儒、入圣四个层面论证陶潜的"诗圣"之名,并认为,陶渊明堪为中国首席诗圣。

石涛与张大千创作特色之比较

石涛和张大千都善于师古人,都重视师造化,作品都讲求气势,是他们创作特色的相同之处。但两人艺术个性不同,用笔、用墨特点不同,表现手段不同,则构成了他们创作特色的区别。

论陶潜田园诗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陶潜的田园诗在广义上指那些反映农村农民生活百态和记述诗人田园乡居生活的诗作,共52首。值得注意的是,陶潜的田园诗取象特征比较明显,每篇诗作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取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取象思维在古典诗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取象思维方式,诗人委婉含蓄地表情达意,或言志,在诗歌中表现其退隐躬耕之志、安贫固穷之节;或述乐,记述亲身力耕和耕余闲居的乐趣;或叹忧,在慨叹无常人生的同时悲悯农村田园的破败。取象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沟通陶潜和田园诗的重要媒介,它的巧妙运用,使得陶诗既不露痕迹,又收放自如。

陶渊明:朱光潜诗学原点

朱光潜诗学思想在其学术生涯早期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即已形成并臻于成熟。“陶渊明”作为其诗学的原点,既是其诗学历程的出发点,也是其诗学精神的归宿,赋予了朱光潜动人的生命诗学色彩。

论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可谓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其人生后半段隐居田园期间,更是将陶公作为效仿的对象,写下了大量效陶的田园诗篇。本文拟从气节操守、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诗文及艺术风格方面来论述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缘悭一面的两位浙大先贤:夏承焘与钱穆——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

文章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线索,考察了夏承焘眼中的钱穆在学术界崛起到闻名的影响,分析了两位学者与浙江大学的渊源以及和《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现代学术生态中学人与大学、学术与媒体等多方面的互动及钱穆学术转变的历程。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论陶潜对《论语》的接受

探讨陶潜作品中接受和运用《论语》的情况,其间表现出陶潜对孔子的虔诚崇拜、人生准则的效仿表达和隐士身份的自我定位。

钟嵘《诗品》“陶潜诗源出于应璩”说所受批评考论

钟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且以为其诗源出于应璩,这一断语至宋以后颇受人诟病指责。实际上,钟嵘此说之所以会导致宋以后普遍的批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应璩诗颇多亡佚,后人不得窥其全貌;二是陶潜诗由晦而显,至宋而极,后人遂以为应璩不足以笼罩陶潜耳。

“大道和生”与佛教“缘起论”——评钱耕森教授的“大道和生学”

钱耕森教授回归中国哲学的原初意境,通过解读史伯"和实生物"的观点而提出了"大道和生学",自创新说,堪称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之老树发新芽。钱先生将"大道和生学"放在宇宙生成论的范畴来加以考察,指出世界不是由相同的元素而是由不同的元素构成的,而且各种不同的元素只有在和谐平等的状态下才能最终生成万物,这可与佛教的"缘起"论相互诠释相互发明,因为佛教的缘起论强调世界万法皆是众缘和合而成,而且参与缘起的缘与缘之间互相平等,唯其平等,才能缘起。无论是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还是佛教的"缘起"论,都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促进世界和平具有指导意义。

论《搜神后记》的志怪范型

《搜神后记》作为《搜神记》的续书共116则,除极少数取自《搜神记》、《孔氏志怪》、《灵鬼志》外,绝大部分素材取自当世之事。由于其创作乃为自娱,所以篇目中不少故事颇有情致,内容也比较驳杂,而最能代表其文学价值的主要是鬼神怪异故事、神仙长生故事和轮回报应故事这三种志怪范型。它们讲述人的智慧勇敢,描绘道教仙境的美妙,阐发佛教的善恶终有报,真实而曲折的再现了乱世中的社会风潮和人文面貌。

陶潜诗序试论

陶潜的诗,自唐以来或仿制,或应和,或研究其价值,从各方面体现出后人对他的推崇。但陶潜的诗序却很少有人注意,从现存的121首陶诗中,共有34首冠以诗序。陶潜诗的诗序是一篇篇完整的美文,有题旨,内容丰富,形式独特,风格朴素自然。透过这些诗序,同样能了解陶渊明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因此,这些诗序是研究陶诗的重要材料,有着独特的价值。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浅论钱陆灿的“和陶诗”

清初诗坛兴起一股和陶诗热潮,浸染于风会,酷爱陶诗的常熟文人钱陆灿创作出"和陶诗"124首,以言志抒情。研读湘灵的"和陶诗",既有助于了解清初陶诗的接受情况,也有助于了解湘灵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与审美情趣,甚至可藉以解读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大夫命运与心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