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东晋道教仪式音乐之初步研究

入静、灵宝斋等道教仪式音乐史料及其研究结果表明,东晋在继承东汉请神祝愿仪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通神得道成仙取代了治病却灾的宗旨,斋戒内修和转经诵咏取代了符祝上书等方术,咏唱乐章首次出现并用于仪式关键位置,音乐成为通神娱神的重要手段,佛教功德回向与普度众生观念的大量借鉴。这些变革构成了东晋仪式音乐的转型,并奠定了未来正统道教仪式音乐的发展方向。

湖南新化民间道教仪式的音乐民族志考察与研究--以奉家镇报木村民间丧葬仪式音乐为例

本文以湖南省新化县民间道教音乐作为田野考察对象,选取奉家镇报木村丧葬仪式音乐做为田野个案,结合音乐形态学、民族音乐学和仪式音乐民族志的研究理论对其进行细致的描述与阐释。

以道观礼——老子之礼学

老子礼学呈现强烈的批判性。老子从道的高度考察礼,批评礼和礼治在政治层面的危害性和理论层面的不合理性;将礼的神学根据———天、帝、鬼神置于道的宰制之下,并从本原论方面予以证明;在论述学道方法的同时,讨论了学礼的方法———“益”;但是,老子将“道治”的实现寄托于天子、诸侯,违背了其圣人“以道莅天下”的理想化设计,还对丧礼和祭礼有所肯定。

道教仪式音乐传承体系探微

道教音乐绵延近两千年尚较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运用了一个独特的传承体系,文章研究此传承体系的构成要素(观念、客体、传人、方式、制度)的特点及其协同运用方式,藉以认清此体系之全貌及其特点,解开道教音乐保存传统顽强久远的奥妙所在,为更好地保存和发扬道教音乐遗产提供有益的借鉴,为宗教音乐传承体系的一般特点研究提供启示和理论范式。

恩施民间道教度职仪式音乐调查报告

本文在深入田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湖北恩施民间道教度职仪式及其音乐进行了个案实录,并以此为据,对贯彻仪式始终之音乐及相关音乐文化做了初步分析。

道教斋醮科仪对周礼祭祀体系的接受及其意义

道教斋醮科仪虽起源于下层民间中的巫祝仪式,但在发展中不断地吸收了先秦周礼祭祀礼制的内容。道教斋醮名称源自先秦周礼,道教斋醮祀神对象及祀神方式多以先秦周礼为基础,道教斋醮器物大多承袭先秦礼制器物规制,道教斋醮礼意也多沿袭先秦周礼。这种长期而广泛的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行为,实际上显示出了道教对于世俗规则的屈服。它客观上促进了道教的官方化,并为道教争取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宋代道教青词略论

宋代崇奉道教,斋醮活动盛行,为道教青词的兴盛创造了条件。青词创作反映了内容繁富的道教斋醮活动,折射出宋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道门内外道教斋醮科仪的编撰和总结,对青词宗教美学标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规范,对推动青词这种道教独特的审美艺术形式的兴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魏道士寇谦之的新道教论析

北魏道士寇谦之是新道教的倡行者,是民间道教转化为官方道教的重要人物。寇谦之的著述及《老君音诵诫经》所反映的思想,说明寇谦之秉承早期正一道教诫,新道教以维护张陵教法为特点。寇谦之汲取儒释思想于新科之中,其改革为道教成为国家宗教奠定了基础。

论白玉蟾对南宋道教科仪的创新——兼论南宗教团的雷法

白玉蟾是南宋著名道士,被尊为金丹派南宗五祖。白玉蟾的南宗教团倡行内丹道,并将内丹修炼与斋醮仪式相结合。白玉蟾在斋醮科仪中融入雷法的仪格,以增强斋醮济世度人的法力,这既是宋代雷法盛行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也是白玉蟾对道教斋醮科仪格式的创新。

论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斋文的演变

敦煌遗书有一批归义军时期的道教斋文,受佛教斋文和当地民俗的影响,这些斋文的文体形态和内容与当时中原地区的传统道教斋醮文书迥异。归义军时期的道教斋文充分展现了以生命关怀、伦理道德和祈禳信仰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内涵,揭示了道教文化在敦煌社会生活传播领域的另类生存状态。究其根本,归义军时期道教斋文的演变是宗教文化之间以及宗教与世俗文化之间依附共生的结果。

象征·仪式·传说——魏晋洞窟神仙传说叙事特点与文化功能探讨

洞窟神仙传说在形成的过程中,以秦汉以来传统的神仙信仰和魏晋民俗环境为文化基础,以山和洞窟作为象征中介,在早期道教神仙传说的影响之下,吸收了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求仙仪式,作为叙事内容和情节建构,互为表里,呈现了写实和象征的叙事特色,在文化功能上反映了人类寻求生命理想的情结和追寻乐园的永恒主题。

“认识论障碍”与儒家礼乐

为研究儒家礼乐的认识论障碍,从认识论障碍的概念着手进行研究,认为从认识障碍与认识论障碍两个概念出发,可以较好理解儒家伦理特别是礼乐教化与修养的意义,了解礼乐对于克服人们之间限制性的重要意义。认识论障碍是因有认识障碍,不过前者强调认识中的个性因素导致人际之间对同一对象或概念解释上的差异,后者突出包括这些因素在内的那些影响人们把握真象的要素。为了克服与超越认识与认识论障碍,达到主体间的交往与沟通,力求在不同的解释和认知中找到可以沟通的根据或普遍性条件,所以它们都可以看作广义的克服认识论障碍的活动。人们如果不是在相互之间比谁更阴暗和残忍的话,那就需要以礼乐来安排和规范本能,然而礼乐都可能被其外在形式所遮蔽,还是没从根本上超越人类交往和认识的所有障碍,所以它们不能取代个体自觉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

赣南客家民间道教节庆仪式及其音乐文化意义

赣南客家民间道教节庆仪式,是当地客家老俵于道教节日前后为祈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而举行的公共性或宗族性庆祭仪式活动。这种类型的仪式及音乐,是一个充满文化意义的世界。其核心意义在于,不同的参与角色在仪式中操弄着不同类型的音乐符号,这些音乐符号作为一种声音的媒介,有效地达成了人、神、鬼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并由此显现出赣南客家人的仪式用乐观念、信仰内涵及社会关系秩序,表达出其虔诚守望的那份道德情感与生命理想。

明以来正统道教世俗化与民间仪式传统建构

本文在厘清正统道教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明以来闽西等地正统道教世俗化过程,探讨明以来正统道教世俗化和民间仪式传统建构的关系。明以来正统道教的世俗化,道士成为民间仪式活动的专家,主持各种民间宗教仪式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道教规范和丰富民间的仪式活动,地方性知识写入地方道教科仪本,道士和不同仪式传统的仪式专家共同主持社区宗教仪式活动。可以说,道教深入民间社会的过程,推动了民间仪式传统的建构。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以《宋史·礼志》为中心的考察

《宋史.礼志》中的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的关系为: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国家多方扶持道教;道教积极参与国家礼制,道教回馈国家。此外,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点,在极力尊崇道教的真宗与徽宗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蓬瀛仙馆的早课仪式及用乐

位于香港新界粉岭的蓬瀛仙馆,在当地是一处颇具影响的重要道教宫观。早课仪式是修道者日常所必须修持的功课,其中贯穿着仪式音乐的进行。本文即是对蓬瀛仙馆道教早课仪式与用乐情况的实地考察和初步认识。

高丽社会的道教信仰

道教斋醮在高丽王朝被作为吉礼小祀列入祀典,是隶属于礼制文化体系的国家祭祀。终高丽一朝,作为国家祭祀的道教斋醮始终未能走出庙堂普及社会生活之中,因而给人一种高丽社会没有道教的错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高丽王朝的宫廷乐舞有浓厚的道教色彩,高丽的王公贵族不乏信奉道教者,高丽士大夫也深受道教信仰的影响。在高丽社会的民俗文化中,道教信仰的痕迹随处可见,道教的庚申信仰甚至成为高丽的国俗,星辰信仰则普遍流行于社会各阶层。高丽的丧葬礼俗中包含道教信仰的因素,高丽的本土巫俗宗教也融摄了道教信仰的成分。作为国家礼制文化组成部分的道教,因频繁举办斋醮而广为人知,可谓“显性道教”;渗透于社会文化之中却一直隐而不彰的各种道教信仰,可谓“隐性道教”。“显性道教”和“隐性道教”,共同构成了高丽王朝的道教文化图景。

高丽道殿九曜堂考

九曜堂是高丽王朝最早设立的道教机构,它既是一座道教殿宇,同时还是高丽官制中的一个官署。高丽共有三座九曜堂,除了立国初期在京城设立的九曜堂之外,高宗十九年至元宗十一年,高丽王朝为躲避蒙古入侵迁都江华岛,在江华还设立了两座九曜堂。九曜堂是高丽王室举行道教斋醮的重地,负责为国家和王室祈福禳灾。九曜堂的斋醮以醮星为主,其醮星活动继承了新罗的祭星传统,同时又受到中国道教星辰信仰的影响。

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原因探析——以德江傩仪为例

佛、道、儒、巫虽然具有各自的特点,它们在贵州却能奇特地结合起来。德江傩仪是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典型代表。这主要源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和心理习惯等原因。探析贵州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特殊现象及其原因,对于促进贵州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