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谈鬼神与神道设教——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神道观之刍议

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进一步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同样见于众位明遗民士人的笔下。明遗民文学创作成就较高者如江西南城籍遗民徐芳,其小说集《诺皋广志》《藏山稿外编》即为融摄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典型例证,笔者即以神道观概而论之。其神道观以道教万物有灵、鬼神信仰为基础,杂糅佛教因果轮回之说,以宣扬伦理道德为旨归。徐芳在这些怪力乱神故事中秉承了《周易》“神道设教”的儒家精神。

病与药:鲁迅、陈撄宁道教观歧异与民族精神建构

鲁迅从文化内省角度,以道教为国家民族落后的病源;陈撄宁从文化抗争角度,以道教为抵抗他国文化侵略的良药。在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民族国家话语交织,他们对道教的不同认知,成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浪潮中建构民族话语的重要依据。鲁迅对以道教为根柢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欲重塑现代性、健全独立的民族性格;陈撄宁在“淞沪抗战”后,明确主张以道教为“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

论圣贤精神在古琴文化艺术中的根脉性作用

古琴文化艺术根植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的圣贤精神为古琴文化艺术注入了人文情怀、赋予了思想理念、提供了精神指引。反过来,古琴文化艺术又演绎诠释着圣贤精神,将圣贤的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以琴曲予以呈现,使古琴艺术与圣贤精神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古琴文化艺术,随圣贤精神的根系伸展而生长,是圣贤精神孕育出的艺术之花。

道医学心脑关系体用论及其临床价值——“心主神明”与“脑为元神之府”新解

作为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医学认为,“脑为元神之府”本义是指脑为无意识先天元神的储藏之所,“心主神明”是指心储藏直接承担精神意识活动的后天识神,元神与识神本质都是球状精微物质能量流,但精微程度迥异。脑“元神”与心“识神”是体用关系、一隐一显,二者体用合一、互通无碍,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才能正常进行。道医学“心脑关系体用论”的临床价值主要表现在畅通心脑之间互通的道路、恢复心脑的体用生理本性两个方面。通过对张锡纯治疗“疯狂病”医案、刘一明“二黄丸”、孙思邈“磁朱丸”等方剂的分析,可以看出以此观点指导精神类疾病的临床诊疗简明实用,值得借鉴。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伦理精神

由儒、佛、道三大支柱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关注生命。尽管儒、佛、道对生命最深层次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其生命伦理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主张以贵生精神看待生命的价值,以平等精神衡量各个生命的价值,以仁爱精神善待一切生命,以和谐精神调节生命之间的关系,并以超越精神面对生命的终结。

关于生命道教的几点思考

"生命道教"是以生命认知、生命护养、生命超越为思想内涵的教化理论。它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一种精神修养模式。"生命道教"之所以成立,存在两大根据:首先是立足于道教本有的"大生命观"。其次,立足于护佑生命平安的精神。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道教思想主张虽然具有不同侧重点,但把天地万物看作彼此联系的生命存在,这却是一贯的。基于这种生命认识,道教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生命平安,进而夺天地之造化,升华人类个体的自我生命境界。基于修行目标,生命道教形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义理体系,即维护生命、保养生命、升华生命境界。这个体系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身国共治的理路,彰显了性命双修的法度,强调了养护环境的工夫。

道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相通性

中国道文化与西方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传统之间,有着明确的内在联系。研究道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相通性可为中国传统道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可挖掘中国传统道文化中适合奥林匹克运动未来发展的文化,为东西方文化跨文化的交流提供理论借鉴。

“镜花水月”与“天地不能久”:李安的中国宗教精神对《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重塑

英语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通过对一系列西方宗教和文学经典的互文性借用,既模仿了后者的主题、情节与结构,又继承了其隐含的对具体神灵信仰的质疑和难以超脱的精神迷惘,这也使小说中人虎共存与食人独生两个故事存在难以调和的尖锐对立。李安将自身对中国传统的道家与佛教的信仰作为底色融入他对小说的理解和电影艺术的再创作中;这一中国宗教虚空精神在电影中的无形融入,将主人公对具体神灵的信仰与困惑导向对更高意义的伟大性的感悟,并借此获取心灵的慰藉与救赎。这一顿悟的产生又微妙地调和并重塑着原作中存在根本对立的两个主题,使之在电影的中国意境中得以升华并融为一体。

和谐之陶—先秦理性精神之陶器观

中国的陶器艺术博大精深,从其发生发展都是在理性的维度内进行的探索与创新。本文首先梳理了先秦的理性精神,即儒家,道家。然后着重以儒家的"和"与道家的"和"及儒道互补的"和"来展开分析陶器艺术,得出论题—陶器艺术是先秦理性精神之体现,是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的观念之综合。

试论儒、道、侠思想对李白个性的影响

李白人称"诗仙",是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他深受儒、道、仙、侠等各种思想的影响,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力量。他的文学作品飘逸隽永,气势豪迈。文章试通过对李白个性的分析,来了解儒、道、侠思想对一代诗仙李白的影响。

道家自然精神与中国当代文学

随着道家自然精神在新时期文学的复归,中国当代作家积极构建自然的精神家园、追求理想的自然人性、保持无为超然的生活态度,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充溢着轻盈的气韵、飞扬的思绪和空灵的气息。然而道家自然精神本身固有的缺陷和弱点使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呈现出虚妄、无奈的荒凉诗意。

“贵身”与“炼形”:道教养生思想中的体育精神

同西方崇尚竞技的体育思想不同,中国道教对于人的"身体"的理解是追求对于生命、自然本真的回归,以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身体之间的和谐、契合为诉求,并提出了以"养形"、"炼神"等为核心的修炼法门,从而构建起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精神的体育思想系统。

古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精神

中国宗教的基本传统在于。古代中国宗教与原始宗教保持了连续性,由此,原始信仰或宗教中的一些基本元素都在以后的中国宗教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多神信仰和巫术崇拜。上述基本传统在道教、佛教和儒教中均有体现。其中道教的原始信仰品格最为典型。同时,道教与佛教的原始宗教精神还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功利主义特征和非理性特征。儒教由于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因此也难免原始宗教中的一些陋习,但儒家的无神论色彩和对巫术的斥逐都具有矫正作用。道教和佛教也有与原始或早期宗教不同的部分,这是指其中的伦理内容,具体说是与善恶和惩戒观念相关的内容。但道教和佛教都受到巫术性质和功利主义特征的深刻影响,而佛教还包括精英与大众双重性的困惑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共同体疲弱的深刻原因,这就直接削弱了其伦理性质。对儒教而言,汉代以后善恶二元论逐渐得到确立,并且受佛教影响。宋代以后以家族或宗族这一共同体为基础的惩戒观念与体系也获得建立,这些都担保了儒教伦理成为真正可能。与道教和佛教相比,儒教真正成为一个伦理型宗教。

从哀伤美到中日民族文化——《边城》与《古都》比较

沈从文的《边城》和川端康成的《古都》是同类题材的作品,都重现了文学追寻的主题。两位作家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各自故乡的自然美与人性美,也分别完美地再现了中日两国的"道"与"禅"的民族根性。

关于文学作品中“魂与身”模式故事的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魂与身"的故事。细加区分,可以将这些故事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人死后灵魂脱体的故事;二是生魂离开活体的故事。文章对这两类有原型结构模式的故事的发展作出简要概括,并试图从文化学批评中的宗教批评和原型批评两种视角对其形成背景作不同的阐释。

试论道家思想与成都文化精神

该文通过对成都文化精神在自然观、生活观、社会观等方面的体现,阐述了道家思想与成都城市文化的关联,揭示了成都城市人文精神的本质之所在,其中体现的道家思想,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道禅语言观与中国诗性精神之诞生

在中国哲学关于语言的探险中,没有谁比道家和禅宗走得更远。本体之道和佛法大意的不可说,使沉默的价值得到彰显。但这种沉默并不是彻底放弃语言,而是企图最大限度地拓展其能指的边界,以实现对道境或禅境的逼近。但是,就这种语言探险的绩效而论,它给人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思想的残局。在此,知识与真理、语言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与其说被充分拉近,倒不如说使两者的分际变得更加明晰。道禅的语言之思,给人昭示的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只可能是一种"一言难尽"的诗意图景。诗性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汉代辞赋的理性精神

人类思维认知水平与文学创作有内在联系。汉代离古未远,汉代文学代表作品的辞赋,表现出明显的理性思考的轨迹。汉大赋中的理性思考既表现为对儒家政治、道德的追求,又表现为讽谏意识的增强、讽谏内容的增多。汉代抒情、说理赋对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理性思考,具体落实在个人行藏出处的人格建构上,体现出对自然本真人格的追求。儒、道的合一影响及汉代士人人格的形成。

三教归一 天下为公——刘鹗与太谷学派思想论片

本文阐释并论证《老残游记》中所表达的太谷学派三教合一思想及其在近代的思想活力。其三教合一所内含的兼容并包精神,指向天下为公及自然人性论,具有从传统中自生的近代启蒙和民主趋向。

道家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异化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异化精神汲取了老庄道家思想的有利资源，或者从反面批判了都会生活的异化与人性的扭曲；或者从正面建构了一种优雅从容、闲静自适的日常生活图式；或者从乡野田间寻找到了原始雄强的人性理想模型。老庄道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反异化精神的传统思想资源，它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