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户家族的历史书写、身份变迁与地方志的文本形塑——以明清洮州宋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军户是明代卫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作为军户家族,明初,宋氏先祖通过建立军功从旗军进入到世袭武官行列,至成化十九年(1483)擢升洮州卫指挥佥事而成为当地的顶级军户家族,并以嫡子继承制承袭世职直至明末。被宋氏后人纳入家谱的“武职世次”应是其家族武职袭替记录的手抄副本,即《武职选簿》缺载的《洮州卫选簿》的组成部分。明清易代,宋氏因武职停袭而转型走上读书修文之路,数百年间产生过生员、士绅、贡生与举人等人物,并与当地其他文化世家联系密切,转变成为区域文化精英家族,家族中重要人物更是被塑造为“城隍神”,到光绪年间地方官员编修志书时将其家谱的“武职世次”和“宋城隍”传说故事尽收其中。审视其书写逻辑,家谱的主体部分作为一种文本,经历了从官府档案到民间文献,再由民间家族事迹的书写回归到官方书写体系的转变,而这种民间私人文献与地方口头历史最终通过志书文本得以形塑,使宋氏的家族史在更大范围内客体化,成为区域内的社会共识与公共知识,影响了区域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形成。

明朝西番地区应急性防御与洮州卫堡寨的兴废

洪武年间,因西番十八族叛乱,明廷在邻西番地区设洮州卫;嘉靖年间,西海蒙古侵扰加剧,万历时设临洮总兵。因明初西番的袭扰具有偶然性,明廷在洮河北岸修筑堡寨和关隘以驻兵,属事发派兵的应急性防御。西海蒙古东侵后,洮州卫构筑起由洮河和边墙等设施组成的独立的闭环防御区。但此后洮州卫的堡寨废弃多于延续。明廷在洮州从卫到军镇的防御等级提升,并未改变其应急性防御特质。修建的堡寨数量虽多,但缺乏辐射力,这成为其延续性差的关键。

“土流共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

土司制度是唐代“羁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始于元末,兴于明,衰于清,是历代封建王朝有效治理边疆的制度安排。土司制度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系,对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土司承袭须逐级上报,袭职次第为嫡系子嗣,以此类推。各级官员为第一责任人,武职土司报兵部,兵部议奏皇帝;土司承袭的法定年龄为15岁,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须有宗图谱系、原封号纸、邻近土司举荐等方可袭职。

洮州汉族棺椁彩绘艺术

洮州是个历史地理概念,是对现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卓尼县的旧称,地处汉藏交界处。当地汉族主要是明初军屯的后裔,他们保留了祖先的古老文化习俗,尤其是丧葬文化,其棺椁彩绘色彩艳丽,形式多样。不同形制的棺椁彩绘既是一件艺术品,在过去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可随意僭越。画匠们在画法上基本遵循和沿袭了中国古代汉族的传统彩绘元素,同时又因时因地吸收融合了本地区藏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多元并存的风格,是研究边疆地区民族交往交融的又一鲜活实例。

康太和墓志与唐蕃道路等相关问题考

敦煌文书《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吐蕃赞普》的作者康太和,传世文献鲜有记载。其人墓志的发现对于了解康太和的生平与开元、天宝年间唐蕃陇右战局,以及更好地理解有关敦煌文书大有裨益;许多史事志文与文书可相互补充和印证,康太和一生迁转频繁,志文对研究府兵制及有关折冲府多有帮助;天宝五载,皇甫惟明因不能夺取石堡城及陇右败绩而遭贬,作为皇甫惟明副手的康太和也是同样受到牵连,受了惩处而调离,直至天宝十二载去世,职位再无升迁;志文关于洮州赤岭戍的明确记载,具有补正史书之讹的重要作用,不仅为赤岭石堡城在洮州的观点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还为确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蕃道陇右段石堡城以下多个地名的方位提供了新坐标。

甘肃洮州方言成因探析

甘肃洮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次方言区,属中原官话,但其中又兼具江淮方言、吴方言的特点。洮州方言是生活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卓尼两县以及迭部、夏河、碌曲等县的部分地区汉族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各民族相互交际的主要工具。本文从江淮移民、历史行政区划、语言接触等方面对洮州方言形成的原因进行了考究分析。

洮州《王氏家谱》与全真华山派在家道法脉的传承、道士家族的生存方式

"华山派"是全真诸真宗派中影响仅次于龙门派的第二大支派,亦是西北地区的主要宗派之一,其形成时间仍然是学界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新发现的《王氏家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研究少数民族地区道教的文献。它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传承数百年的全真华山派在家道士家族史,对于研究全真华山派字谱的形成时间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时间最早且传承最长的华山道派。对于职业道士家族而言,其生存方式以为地方社会提供科仪服务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家谱》中记载的家族道士成员所开展的日常宗教活动,直观反映了道教与洮州这一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社会的互动。

道教对藏汉交界地区民间信仰的影响——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自明以降,在藏汉交界的洮州地区形成了以常遇春为首的地域性民间信仰体系——十八龙神信仰。道教在明王朝加强对边地的控制与治理、试图将符合国家意志的民间信仰置于国家信仰体系的大背景下,积极融入到对洮州龙神信仰的改造过程当中,全方位地参与了龙神信仰的构建,使最终定型的十八龙神深深地烙上了道教的印记,龙神日常的祭祀活动亦由道士负责,道教的斋醮科仪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向系统化、组织化发展的龙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与仪式之中,对洮州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以洮州方言为视角的“花儿”歌词研究

洮州"花儿"是流行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卓尼县及其周围一些地区的一种民歌。它被广大群众口头传唱,扎根在人民生活的土地上,是经汉、藏、回、土等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创造培育的高亢、奔放、具有浓郁山野气息、地方性鲜明的民间山歌。它的歌词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色彩,这正是少数民族语言对洮州"花儿"歌词的多方面影响,也因此形成了洮岷"花儿"多元化的语言风格特色。通过分析洮州"花儿"歌词与洮州方言的关系以及归纳总结歌词中的衬词、修辞等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探究民族民间文化,从而使其更好地保存、传承下去。

交融视阈下的民间信仰——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作为一种信仰民俗,它具有传承性和精神性,也同时包括了信仰、仪式和象征等三个不可分开的体系。十八位龙神作为洮州地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在当地的文化、生活中都起着重要的精神作用。在这一信仰的形成过程中,也显现出了一些有关于“淫祠”和江南地区移民的痕迹,这些因素一方面对十八位龙神信仰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也佐证了“淫祠”禁令之下民间信仰的演变。

明代渐进式“改流”浅议——以西北洮、岷一带为例

明代西北地区的卫所官也是世袭的,尽管学术界对他们是否可称为土司有一定的争议,但他们与西南地区的土司拥有类似的权力和义务,是没有疑议的。明初在西北撤郡县,置军卫,其后又恢复设立郡县,表明明廷并未放弃对边疆地区实行流官统治的打算,只是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逐渐压缩世袭土官的权力。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改流措施,大体上可以反映明廷对土司地区的基本态度。

洮州会议是实现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战略的关键环节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哪里,是关系到长征成败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洮州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分裂错误,捍卫了党内团结,维护了中央权威,坚定执行了北上方针,促进了三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是实现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战略的关键环节。

甘肃洮州方言音系及其特点分析——河洮岷地区方言文化研究之二

洮州位于甘肃省中南部。洮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中的西北方言,属中原官话,兼具江淮方言、吴方言特点。本文对洮州方言的声韵调进行了静态描述,并结合汉语中古音和普通话音系,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进行比较,阐明其主要语音特点。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洮岷地区“龙神”信仰探源

本文在介绍了洮、岷“龙神”信仰的基础上，结合洮、岷地区自然环境、历史变迁和民族变迁的情况，对洮、岷“龙神”

明清时期洮州地区龙神信仰的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洮州地区汉、藏、回等民族的迁徙与聚合,构成了这一地区多元民族与宗教文化共生与互动的发展格局。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中,不同族群基于共生互补的发展需求与互动融合的心理诉求,在保持一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了信仰共建。洮州地区广为流传的龙神信仰,既反映了汉族移民对源生地文化的追忆,又体现了汉族与当地藏、回等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真实社会场景。这种超族群、跨地域的民间祭祀活动,无形中淡化了各民族的族群意识,却凸显了各民族共同的国家认同意识。

民俗学视野下的“李家坟”与洮州城关系考——兼论明代戍边大将李达家族经略甘肃洮州的贡献

甘肃临潭古称洮州,明代戍边大将李达及其后人经营洮州四十余年,临潭民间有一俗语说:"先有李家坟,后有洮州城"。近几年来随着对地方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关于李家坟和洮州城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李达经略洮州时期民间传说的关于"李家坟与洮州城的关系"作一考证,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洮州历史和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论洪武朝的征西功封

朱元璋除"开国"大封外,还曾分别在洪武十二年与洪武十七年大封西征河、洮番区的功臣以及南征云南的功臣。其中,征西之封人数尤多,但诸爵仅封流侯,所领禄米也较少,这与明廷当时在河州、洮州的战役规模虽然较大,但战后进一步拓展西北战略纵深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有关,此可见朱元璋对军功封爵制度的把控仍较严格。同时,与征西诸功臣同封的仇成并未参战获立新功,而是仅以老臣旧功授爵,此又反映出当时封爵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推恩倾向。

明代河洮岷的卫所镇戍、移民屯垦与边地社会

随着西北地区北元和吐蕃势力的渐次归附,明朝在河洮岷地区建立了诸多卫所。东蒙古部落入据西海后,河洮地区卫所除了"防番"外,又增加了"防虏"的任务,堡寨、墩台、边墙等防御工事得以增筑。以卫所为依托,明朝在河洮岷地区立屯设寨,进行垦殖。卫所堡寨的外来移民与当地民众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屯戍文化。同时,卫所的镇戍与屯田也增强了河洮岷边地的多民族杂居局面以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