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格雷马斯时代巴黎学派符号学研究的三条路径

法国是符号学研究的滥觞之地,是欧洲符号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其中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更是引领了20世纪下半叶文艺理论的风潮。该学派早期研究以叙述符号学为核心,突出纷繁的文本形式下的形象建构、逻辑语义和叙述语法。格雷马斯逝去之后,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在借鉴话语分析、认知科学和现象学的成果之上,发展出了三条独特的研究路径,即激情符号学、主体符号学和张力符号学研究。它们之间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都是承继格雷马斯符号学的衣钵,并以语言学为基础,又充分借鉴现象学等其他学科知识,最终展现出高度的互补性和融合性,成为研究情感、身体和张力的重要理论方法。

捷克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在捷克斯洛伐克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两次高潮中,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与对话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20–30年代,受布拉格学派符号功能论影响,以“旋覆花社”为主的左翼先锋诗人结合日常生活诗学、技术唯物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提出“诗歌主义”构想,受到恪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20世纪50–60年代,以斯维塔克、埃芬伯格、史云梅耶为代表的战后超现实主义实践者致力于寻求先锋形式与社会批判间的对话,在“捷克新浪潮”电影实验的激活下,推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捷克超现实主义运动是考察捷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变迁的棱镜,具有别于其法国同道的文化本土性。

作为符号系统的中小学校服设计动因与机制

从符号学角度论证中小学校服的设计动因与机制。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深度访谈、扎根理论,以中小学校服“设计动因与机制”为核心范畴,论证了中小学校服设计的三个主范畴。其中“功能属性”与“情感动机”为并列关系,二者与“设计形式”之间为因果关系,三个主范畴共同生成“中小学校服设计动因与机制”的理论框架。作为“制服”的中小学校服设计机制是由“功能属性”和“情感动机”共同决定的符号系统,除承担展现校园形象、提升学生的归属感,以及仪式感作用之外,还承担了校园管理与秩序监督、安全与保护、育化意义。这是由青少年的成长特点决定的,是必须优先于其他需求满足的符号效用系统。

ChatGPT对教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笔会)

ChatGPT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无限创造空间,成为未来学校教育的重新定义者。它将刷新人们对教育工作的理解与认知,重塑学校教育的模式与形态,赋予学校教育目标、形式、场景与组织以全新的内涵。ChatGPT对中国传统教育形成了强大的挑战,但对中国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而言则是一个极大的机遇。ChatGPT为学生知识学习带来便利,但不必然促进对知识的理解。ChatGPT助推教师能力延展,但教师在使用ChatGPT的过程中也存在数据泄露、盲目依赖、信息失真的风险。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可能直接改变原有的学习方式,使得教育活动突破既定时空边界,由此所带来的教育形态的整体变革已然呈现在世人面前。面对ChatGPT的冲击,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直面,并积极接受这一最新时代科技伟大成就,在机器与人的交互之中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书写,树立教育自信,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以ChatGPT为引信,人类正在进入符号爆炸时代,人和教育都需要重新界定,教育面临第三次转型,即迈向符号教育学时代。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戏剧符号学思想阐发

本论文系统梳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戏剧符号学主要代表人物的相关理论著述,从戏剧符号之于其他艺术符号、舞台语言系统、舞台交际系统、舞台时间、舞台空间等方面入手,全面探析俄罗斯戏剧符号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综览该学派戏剧符号学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跨学科性、跨文化性、溯源性和二元对立性等基本特征,以及从单角度到多角度、从局部到整体、从戏剧科学到其他现代科学、从文学到文化的发展路径。

金秀瑶族服饰文化在校服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通过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符号学理论,研究金秀瑶族中小学校服的设计思路。对金秀瑶族自治县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当前中小学校服设计现状,以金秀瑶族中小学校服设计实践为例,采用调研分析、文化符号整理、设计应用的整体思路,总结金秀瑶族中小学校服创新的发展困境,并获得最终的金秀瑶族中小学校服设计方案。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青少年的文化意识与文化审美,增强其对于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

疑与胜解:唯识学中歧义的产生与消除

歧义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中引人关注的研究议题。这一议题主要涉及歧义如何产生,以何种形式存在,以及如何消除歧义以得到确定意义。既往对歧义的研究,基本囿于狭窄的语言学范畴,从符号认知哲学视角的研究乏善可陈。唯识学作为一种阐释心之认识的东方认知哲学,包含了对歧义问题的独到阐释。在唯识学理论中,“疑心所”与“胜解心所”两个认知“心所”,不仅指出了歧义产生的原因,还展示了唯识学如何消解歧义,以获得确定意义的路径。

中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形式符号美学的接受

法兰克福学派形式符号美学研究极其活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形式符号美学研究之先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形式符号美学,先后经历了总体研究、深度阐释和反思创新三个阶段,建构了“寓言形式”“光晕”“震惊”“艺术生产”“文化工业”等系列本土化论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传播符号学等阐释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符号维度的审思,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

俄国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对世界人文科学 ,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而独特的贡献 ,洛特曼是其代表人物。在今天“文化热”的背景下 ,十分有必要把我们知之甚少而在西方颇受重视的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加以梳理和概括 ,并把它介绍给我国的研究者。

中国符号学六十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只有个别翻译中提到过符号学这个学科;1980年代符号学飞速进展,成为"文化热"的一个部分;经过1990年代和新世纪,符号学在中国蔚为大观,朝多学科纵深发展。富于符号学思维传统的中国,在今日已经成为符号学大国,已到了建立中国符号学学派的时候。

传播研究的符号学范式、流派及观念

国内对于传播研究的学派、范式的讨论非常多,而且受北美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影响较深,但大多讨论将理论范式与学派的应然指向和实然统而论之。若回到理论分类或从分节的基础层面看,作为意义维度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与信息论、控制论主导的过程性科学路径形成了有效互补,而且它为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信息过剩与意义缺失的悖论提供了更具潜力的人文学阐释。

符号学巴黎学派及其语言学方法

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普通语言学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力转移到了符号学身上,符号学则在语言意义研究上极大推动了普通语言学问题的研究进展,具有重要的方法创新与方法论价值。符号学巴黎学派处于基于语言学模式的符号学高峰,在意义问题研究上纠正了传统语言哲学的意义外在论,其不再通过语言及其意义来认识世界,而是认为世界本已意指化,意义与符号不可分离,从而形成特有的语言学方法,即语言符号论、话语理论、意义分层观等三种思想创新和语义结构分析法、意指实践分析法两种操作性方法。

基于符号学逻辑的学校变迁

符号是世界被认为存在的表征,也是人之为人的证据。约500万年前当人猿辑别时,教育符号的能指(教育教学)与所指(生产生活)混沌未开,便开启符号化历程。有人便有了教育,而彼时学校的符号尚未产生。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奴隶社会开始出现首个学校符号"■",本原符义是:受教者接受规训的特定场所(或符号化的特定场所)。其初始符用极为简单,即工具性--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的符号化机构。随着第一次、第二次教育浪潮中教育能指与所指逻辑距离拉大,学校符号持续再度符号化,被附加别样意义,如"固定化的"、"体系化的"、"政治化的"、"科学化的"、"文化的"。第三次教育浪潮中,随着AI&VR符号出现,教育能指与所指之间逻辑距离回归为00,教育中心从前浪潮至第三次浪潮依次历经:无中心、教师、学生、学习。学校作为"规训与教化的特定场所",在现实教育虚拟化与虚拟教育现实化的双重符号建构中,其"标出性"日益失去合法性地位。

名与礼:儒家符号思想及其深层意识形态分析

中国古代的先哲在辨明事物性状的基础之上制名指实,名的稳定性是意义平稳交流的前提,而名的差异性是产生意义的关键。礼崩乐坏之际,儒家的孔子试图通过"正名"来"正实",达到名实相符的要求。孔子倡导的礼乐文化其实是将人的各种符号表意活动纳入到一定的规范秩序之中,礼起到了调节人类社会内部各种行为规范和人际关系的作用。正名表面上是要求实返回到固有名的状态之下,而实际上是用传统的意识形态内容去规范新的事物,使之回到原有的既定轨道上来。如果将孔子的名学理论视做一套符号系统的话,那么其符码则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礼义,整个礼乐系统的集合,则可视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元语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符号学逐步引发中国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概括来看,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可分为萌芽期(1980年之前)、起步阶段(1980—1989年)、发展阶段(1990—1999年)、深化阶段(2000年至今)4个阶段,经历了符号学“西方化”到符号学“中国化”的演化进程,体现出中西符号学界之间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就符号学“中国化”而言,“川大符号学派”特别值得关注。近20年来,随着中国符号学界与国际符号学界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符号学“中国学派”也从“理论口号”逐渐转化为“学术实践”,这不仅能够有效避免“西方中心论”,而且有利于建构一套独立于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本土话语和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原创性理论体系。

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特色

俄罗斯的文化符号学植根于积淀深厚的莫斯科语言学传统和圣彼得堡文学传统,自1973年首次作为新的学科方向被正式提出以来,经过洛特曼、伊万诺夫、皮亚季戈尔斯基、托波罗夫、乌斯宾斯基等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俄罗斯学者的探索和拓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论特色:一是融合索绪尔和皮尔斯两种符号学路线;二是推崇不同知识域结合和对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三是秉持基于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认识论立场;四是偏好以二元对立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五是关注不同文化符号对象的文本地位和符号域属性;六是发掘不同文化符号系统运作的同构性规律。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主张和研究实践对世界符号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播符号学的历史语境与中国路径

符号学是正在兴起的用于研究文化传播的重要学科和方法论。本文从符号学的中西方古典样态谈起,简述了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传播学相结合的发展机遇--在第三次媒介剧变的语境下,传播学研究的问题焦点正在由"信息通达"转向"意义交流"。错失了符号学两次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学者,要形成具有世界贡献的"中国学派",应是对既基于中国问题又关涉"人类意义共同体"的一般规律问题的回应。当下中国传播符号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发声,也应有意识地从追随西方理论,转向融通中西与新意独出并重。

交通符号学视角下校车的路权

校车作为接送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工具,代表的不仅是工具层面的表面意象,更是学校教育的地位在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系统中的反映。然而,在《校车标识》等有关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制度文本中,还未从交通符号层面确保校车的路权。校车路权在交通符号体系中缺失的主要原因有:校车在城镇化运动中仍是"新事物";人们通常以社会无意识的心态来对待校车的路权;路权的生产遵循空间分配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保障与落实校车的路权,亟待在交通实践层面实现校车路权的符号化。校车的路权,是折射"教育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是否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面镜子。

从形名学到符号学: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

以墨家、名家的名辩学为代表的古形名学中蕴藏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符号学兴起并大规模引入中国学界是1980年代的事情,此前对古形名思想的探索集中在哲学、逻辑学领域,此后学界才开始从符号学角度检视古形名学,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在20世纪最后十年得到了拓展。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为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的深化期,而第二个正在发展的十年则可视作锋面拓展期,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范围都得到了拓展。而从对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到对整个中国符号学遗产的梳理和阐发,对促进中外学术思想的交流对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代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唐宋佛学的符号学思想及其伦理价值

本文主要从佛教法相唯识宗和禅宗出发,以佛教“相”的理论考察唐宋二代佛学的符号思想及其伦理价值。研究发现,作为大乘佛教中少有的“说有”宗派,法相唯识宗对符号世界的世俗性阐释,以及对符号与符号对象物互不相离关系的阐释,与当时唐朝士人强烈的“入世”精神高度契合,是当时佛学对盛唐气象的某种思想回应。而宋代禅宗倡导的摒弃符号再现体,以及通过符号隐喻机制达到“明心见性”的修行观,成为了当时士大夫群体处理内在主体与外在世界关系的理论遵循,并造就了宋代士人“身居世间、心怀出世间”的独特“出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