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亲亲相隐”规则

本文首先从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到 ,不设立亲亲相隐规则的法律并非是好的法律 ,其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建立这一规则的合理性 ,并在考察了我国古、近代及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后 ,认为设立和实施相隐规则是非常必要的。

亲属拒证权制度比较研究

亲属拒证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通过比较西方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法、德、英、美四国的相关 法律规则,揭示其共同性及其价值基础、差异性及其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建立相关证据规则建构的必 要性和适切性进行论证,以及对如何建构提出立法建议。

证人出庭制度研究——从完善刑事诉讼的视角谈起

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中的一种,对于查清案件事实十分的重要。但是在目前的诉讼中尤其是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证人出庭率却十分低,从各地的统计数字来看,证人出庭率普遍不足5%。甚至在一些案件中,证言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作为陈述证言的证人却拒不出庭,其实就意味着证据没有经过质证。所以,在运用这种证据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要求证人出庭接受审查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试从刑事诉讼入手,分析解决证人在诉讼中出庭的问题。

诉讼证人免证特权探讨

证人免证特权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诉讼证据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理论基础是防止公共权力侵犯个人权利 ,尊重个人价值 ,维护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 ,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重大公共利益。证人免证特权包括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亲亲相隐”特权、职业上的特权。

我国亲属拒证特权的制度设计——从比较法的视野

亲属拒证特权是证人特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大部分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设立该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亲属拒证特权的适用持较为宽松的态度,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均可主张该特权;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拒证特权仅限于夫妻之间,同时规定了具体适用的例外。在我国设立亲属拒证特权有其正当性,设计我国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及法律文化传统,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注意在保护夫妻家庭关系与探求事实真相之间保持平衡,规定一定情形的例外。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博客与美国言论自由保护之管窥——以苹果案为例

博客作为一种新型交流工具和生活方式,在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引发大量法律问题,这其中,博客的言论自由的保护和规制问题,便成为其中最突出和核心的问题。美国作为言论自由保护宪政实践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博客的言论自由法律规制上体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苹果公司商业秘密案即是典型范例,而这种对言论自由的高度强调和社会利益的权利衡平,也和美国自身以第一修正案为代表的言论自由保护宪政传统是分不开的。

论记者拒证特权与消息来源保密义务

很多国家的法律及新闻职业伦理规范普遍规定了记者的消息来源保密义务和司法上的消息来源拒证特权,而在我国并没有规定,基于表达自由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对该问题立法上应予以充分重视。

证人作证制度的道德维度思辨

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证人作证率一直是各国立法努力的方向。然而证人本身也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在道德维度上存在着个体差异,证人制度也应当对这种需求予以考虑。而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却未考虑到个体的道德需求,只是以一种圣人之德来对证人作证义务予以普遍性的要求。缺乏证人免证特权的规定,也就成为我国制约证人作证率的一个瓶颈。

中国传统“亲亲相隐”制度重构的必要性分析及立法建议

"亲亲相隐"是一项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法律制度,自汉代以来被历朝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这一制度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基本上被废弃。这种以伦理亲情为纽带的法律制度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的社会调查也显示恢复这一制度是顺应民心的,因此应当在当代的刑事立法中予以重构。

构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理性思考

我国古代就一直存在证人基于一定亲属关系可拒绝作证的法律制度,现代国外许多国家也有证人在涉及自身利益、家庭关系、职业秘密、公共利益四种情形下享有拒证权的法律规定,而我国现行立法却否定证人享有拒证权。构建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习惯和法的最大价值追求,也有利于特定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结合我国国情,证人在自己有受刑事追诉危险、特定身份关系和特定职业关系时可享有拒证权,但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形下会丧失或被取消。

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亲亲相隐原则”为例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思想出现于先秦,制度正式确立于汉,沿用至清,新中国成立时将该制度废除。该制度以儒家"孝道"和法家"忠君"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维护社会秩序为价值追求。我国新刑诉法规定的"亲属拒证权"只保留了容隐制度的外壳,而内部精神实质完全是现代法哲学理论,因此前者不是向后者的回归。

关于辩护律师保密权的若干问题研究

世界各国法律几乎都规定辩护律师对其在执业过程中所知悉的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中国也不例外。有些国家在规定辩护律师(下文所称的律师均指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同时也赋予他们一定的保密权利,而中国法律仅仅强调律师的保密义务而未明确规定律师的保密权。因此,应当具体分析中国存在的有关律师保密问题的立法缺陷,通过学习并借鉴有关国家的先进规定,从而提出完善中国律师保密权制度的建议。

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原因探析

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当前困扰司法审判工作的一大难题,导致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有:法律规范存在明显缺陷;证人保护制度不健全;证人权力义务不平衡;缺乏保障出庭的相关制度;司法机关不依法办案;缺乏促使证人出庭的社会氛围;证人自身害怕打击报复等。

证人出庭作证的概念厘清与困境破解——基于制度功能导向的分析

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主要包括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就其知悉的案件事实出庭作证和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的情况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比例长期偏低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上以事实查明作为单一功能导向,为此应当实现从单一功能导向到双重功能导向的转变,即事实查明和诉权保障相结合。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还应当细化普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确立拒证权并修改免于出庭制度,提升警察出庭作证的动力和水平。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亲属拒绝出庭权刍议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细化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同时,首次突破性地规定了关于被告人亲属拒绝出庭权的条款。然而新的规定显得较为粗放,对于亲属拒绝出庭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条件以及具体权能均没有明确规定。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中关于近亲属拒证权制度之规定,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应对近亲属拒证权行使的主体范围、行使时间、主要权能和程序保障等予以明晰,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亲属拒证权制度。

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之构建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方面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一方面律师刑事辩护率逐年下降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缺乏对辩护律师人身权进行保障的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所致。本文从我国构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理论依据、价值所在和现实基础着手,探讨如何构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体系,从而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亲属证人出庭特权问题研究

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证人作证是法律上的义务。证人作证不仅是提供证言,还应当出庭就证言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基于现代刑事司法活动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证人作证义务存在例外情形。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亲属证人出庭特权制度,赋予亲属证人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但没有确立在庭外拒绝提供证言的权利。亲属证人出庭特权制度与证人拒证权存在明显的差异。

证人拒证的伦理冲突与比较考察

在刑事诉讼中,物证的价值愈来愈得以凸显,但人证的作用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诚然,证人在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国家刑罚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基于诸如婚姻、亲属关系、职业秘密以及公务秘密等特定的原因,证人可以拒绝作证,这其中既蕴含着法理基础,同时也具有伦理意蕴。在证人拒绝作证方面,美国等国家建构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和理论,在与我国具体情景磨合之后,可资借鉴,以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

近亲属证人的拒绝作证权探析——兼评新《刑事诉讼法》188条

新《刑事诉讼法》188条有关于近亲属证人免于出庭作证的规定,这并不代表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确立,仅是回避了近亲属证人出庭作证的尴尬。建立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虽然在短期内会影响证人证言的收集,但从长远看,它既维护了家庭伦理道理又保障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既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各种价值权衡的必然结果。我国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权应在权利主体范围、权利内容及权利的限制方面加以完善,达到提高诉讼效率与保障人权兼顾的双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