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升高理论的理性检视

由于存在被质疑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矛盾抵牾,归责程度标准的概率性路径以及将实害犯篡改为危险犯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故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道路上,应对风险升高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做深度检讨。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思辨与价值取向

"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不仅是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法原则,也是人们常见的习惯思维倾向。从逻辑理性角度讲,"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都是论证上诉诸无知的谬误,两者所蕴含的论证思路是通过强调对方缺乏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绝对成立,因而都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律。转基因食品自问世以来,人们对于它的安全性争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像"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辩论一样,转基因食品应该被"无害推定"还是"有害推定",这同样取决于我们的价值理性。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科技创新,还是粮食安全角度讲,都不能放弃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而任何技术只有在实际运用中才能检验其价值,才能进一步完善。因此,作为认识论上的一种妥协,我们对待转基因食品应该采取"无害推定"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转基因技术有进一步了解,也才有可能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

有罪或无罪的法律拟制

法律拟制是指为衡平秩序与自由而把事实A和事实B的法律后果等同的法律规定。所谓法律上的绝对推定实为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法律效力是否受反证考验,不能一概而论。无罪的法律拟制要求在判决疑难案件时,若控方未依法举出足够证据证明被告有罪,须毫无例外地在法律上把被告视同无罪并宣告其无罪。无罪的法律拟制只对少数疑难案件判决时起作用。无罪的法律拟制是由无罪假定原则派生的。滥用"无罪推定"概念,困扰刑诉,不利于依法保障被害人和被追诉人的人权。

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是体现人权保障价值的重要规则,因而体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共同价值追求。本文通过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范围的探讨,揭示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共性和差异,并明确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程序法地位。同时,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分析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具体内容,提出了补充和修正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疑罪从无原则的建议。

论刑事存疑处理范式的比较与选择

存疑,即案情和法律的疑惑不清,是刑事诉讼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而如何处理刑事存疑问题则体现出一国的刑诉理念、价值取向乃至司法的文明发达程度。但是我国刑诉法中并没有规定解决刑事存疑问题的系统方案,司法实践中对存疑问题的处理异常混乱,从而直接影响了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司法统一以及刑罚权的正当性。在对刑事存疑处理范式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立我国刑事存疑处理的原则业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沉默权”不再沉默

沉默权体现了现代法制社会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 ,即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确认和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不受侵犯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石 ,也是诉讼正义的具体体现。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延伸的诉讼权利。没有沉默权就不会有真正的无罪推定原则。从理论上分析 ,“如实回答”义务是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 ,其实质是以一种精神诱供或精神逼供的方式强迫被告人自证有罪。从诉讼正义的角度看 ,诉讼法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现实体正义上 ,其本身也具有内在的独立的价值。诉讼法不仅仅是保障实体法得以实现的手段 ,它自身也是目的 ,也有价值 。

“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的理解及适用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是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主观性的要求。正确理解"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借鉴英美法国家对其的发展与探索,并对"合理"、"怀疑"作出甄别。"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需要明确适用的阶段,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对不同案件相同对待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判决评析

基于"聂树斌案件"的裁判文书,本文指出冤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刑事司法轻视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而过于注重供述。与此同时,本文认为这一裁判文书判决要旨的法治意涵,在于关注证据的证明力,尤其是倡导证明标准的明确化。

“两个当场”情境下敲诈勒索罪认定刍议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之间的区分向来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之一,特别是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当场取得财物的情况下,如何对行为进行准确定性,直接关系到刑法适用的准确性。"两个当场"原则并非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决定因素,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犯罪时实施暴力的程度、对象、时间及行为人当场取得财物的原因等具体情形,切实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做到罚当其罪。当无法确定当场暴力程度能否达到使他人不能反抗的程度时,应根据"存疑有利被告"的原则,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及其实现

存疑有利于被告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确保被告人在审判中受到公平对待、参与法庭判决制作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存疑有利于被告”思想已渗透于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并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原则。我国现行法律虽然吸收了存疑有利于被告的零散思想,但并未确立完全意义的存疑有利于被告规则,这与对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视与强调极不相称。系统地构建适合我国土壤的存疑有利于被告规则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留有余地的判决——一种值得反思的司法裁判方式

近年来,随着若干刑事误判案件的披露,一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这种裁判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疑罪从有"和"疑罪从轻",也就是对那些尚未达到定罪标准的案件予以定罪并从轻量刑。无论是从司法体制还是从法院内部的裁判程序方面来看,这种裁判方式都有其形成的复杂原因。在这种裁判方式的影响下,中国法院不可能成为司法正义的维护者,而只能基于现实主义的司法理念,通过妥协和委曲求全来获得生存。但在"冤假错案"发生后,法院往往成为制度的牺牲者。只要这一裁判方式继续存在,那么,法院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就不可能树立起来,刑事司法制度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再论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刑事诉讼中选择和认定案件事实的一项司法原则,它兼具程序法与实体法双重属性,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派生和补足。将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于刑法解释不符合刑法上疑问的特点,难以实现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同时也剥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部分学者将其作为刑法解释原则是对这一原则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