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汉代医简》治痹药方研究

《武威汉代医简》中治痹方药分为内服和外用,内服方包括治伤寒逐风方、治痹手足臃肿方、治鲁氏青行解腹方、瘀方、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五首方剂,外用方包括羊粪热熏方和治千金膏药方两首方剂。文章重点阐述各方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以及组方特点,从用药特点、剂型和服药特点以及各方异同方面进行论述,为进一步研究《武威汉代医简》提供参考。

汉代图书整理活动的文体学意义——以刘向父子校书为中心

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汉代学人对日益繁富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校订、整理、归类。《七略》将上古以来的图籍置于刘向父子所梳理的学术思想源流脉络之中,构建了以宗经为主导的文献谱系,为后世“文本于经”等文体学思想建立了理论框架。《别录》《七略》展现了刘向父子对诸种典籍及艺术形式的性质、来源、名称之含义、文本之风格的认识,从中可找到后世“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文体学方法之雏形。《七略》对图书的归类、编次方法透露出潜在的文体观念,对部分“杂”类图书采用“以体序书”的方式进行整理和序次,可以看作分体别集的早期形式。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七略》书目的调整是集部观念形成的前奏。

一部充满学术情怀、现实观照和行业特色的书——《文艺评论概要》评介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编写的《文艺评论概要》于2024年4月出版。该书对文艺评论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理论基础、发展历程等作出论述,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中外文艺评论名篇佳构,解剖麻雀,金针度人,生动回答了文艺评论“是什么”“怎么写”等问题。全书紧贴现实、聚焦问题、结构宏大、新见迭出,特别是关于文艺评论的“跨性品格”、文艺评论与文艺史的关系、文艺评论的价值标准以及新媒介艺术评论等方面的论述,具有较强的学术原创性。作为一部凝聚学术共识、推进专业建设、引领行业繁荣的学术著作,《文艺评论概要》必将为新时代文艺评论继续前行提供重要借鉴。

双古堆汉简《算术书》校释及相关问题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有损坏严重的数学简,整理者共辑得30余枚残简,并据内容拟题为《算术书》,还释读了其中4枚残简简文。在前人基础上,本文首次对所有已刊布残简进行了释读,并重新编联。结果显示,仅有3组(枚)残简简文文意相对清晰完整,即残简1、残简28+27+21+20+5、残简24+25。对比《九章算术》相关算题,确认它们分别与《九章算术》“均输”章第25题、第1题和“少广”章第8题相合。考察《九章算术》的删补者张苍与双古堆1号汉墓墓主的情况,认为二者有条件并有可能在算学方面有交流。双古堆汉简《算术书》与其他简牍算书有着不一样的血统,张苍在整理《九章算术》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本子可能是它的一个重要来源。

《神农本草经》成书考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有关古书成书的讨论越发热烈。结合新的理论观点,借助出土与传世文献的综合分析,同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神农本草经》成书过程、文本状貌更为细密的探究成为可能。该书是以早期本草类文书为基础逐渐生成的,这反映出早期药物学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目前所知最早的《本草》古书出现在东汉后期,之后的魏晋南北朝300余年,本草著作蓬勃发展。其间《本草》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其一,书名众多;其二,出现同书异本、同名异书现象;其三,《本草》的整理和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这对于《本草》作为“经”的确立、定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梁陶弘景整理的《本草经集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文本。《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其经典化历程展现出士人对技术类文本所持的一种尴尬态度和折衷处理方式。

《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

中国史志目录研究综述(1949—2000年)

史志目录始创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它的价值在于记书籍之存佚,考学术之源流,可“备为政为学之参考”。随着史志目录编撰体例的不断完善,历代图书的编撰、传刻、聚散及学者们的品评等更多信息被著录其中,悠久而恢宏的古代图书事业与学术考据的发展历程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国关于史志目录的研究从未间断,该文检索并整理了1949—2000年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了解其研究特点与不足。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约出版研究专著19部,编撰或收录史志目录丛书11部,发表期刊论文185篇,相比20世纪前半叶,该时期的研究更加侧重对历代艺文志的考证订补,总的来说,路径更广,成果更加丰富,为后学的专精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篇目考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为东汉史研究之重要文献,然其书散逸,故其篇目亦不甚明。今就其残篇,辅以相关史料,可知:《东观汉记》篇目可考者为《世祖本纪》,《儒林》《外戚》《南单于》《西羌》四传,《公孙述载记》,《地理》《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朝会》八志,《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百官》五表;谢承《后汉书》与薛莹《后汉记》之篇目可考者,唯谢承《书》之《东夷列传》;司马彪《续汉书》除随范晔《后汉书》传世八志外,可考者为《光武十王传》《宗室四王三侯传》《孝明八王传》《章帝八王传》;华峤《汉后书》篇目可考者为《皇后纪》与《孝子传》;其余四家,除张璠《后汉纪》为编年体外,其篇目可考者为谢沈《后汉书》与袁山松《后汉书》之《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艺文》九志。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延安文艺图书出版与延安出版体制的规范化(1937—1947)

中国共产党自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这十年间,在延安先后创办了许多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文艺图书。延安文艺图书的大量出版得益于延安的出版体制,同时,延安出版体制也影响了延安文艺图书出版的类型。

汉至唐代的诗经图

历代有不少以《诗经》为题材的绘画,或传藏于世,或记载于文献,其中宋代以前的诗经图现仅见于文献记载,而通过参照画史及诗经学史,分析相关文献,可勾勒出汉代至唐代诗经图的发展脉络。诗经图之缘起,可以追溯到左图右书,但据文献记载,汉代绘画因重视政教偏重经史故事画,《诗经》作为六经之一,才开始成为绘画的题材,及至魏晋南北朝,因绘画题材文学化和《诗经》名物学的发展,《诗经》成为画家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到唐代,诗经图发展减缓,只有成伯玙与程修己创作诗经图。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学类文献琐议

对《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学类"文献进行细致考证,认为周秦时代的小学文献具有综合职能的特点;《八体六技》应是《八体》六篇,"技"为"篇"之讹;"训纂"类作品是增补性质的识字书;《别字》十三篇即《方言》十三卷的别称。

《汉书·艺文志》篇卷问题新论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篇卷数是对文献外在形式特征的描述,在著录中篇卷并不混用,卷是常态,篇是特例。若文献中的每一篇均做到以一卷载之,则全书以篇计;若文献内部不分篇或虽然分篇但篇卷并不一一对应,其中或有一卷容纳多篇,或有一篇以多卷载之,或两种情况均有时,则全书以卷计。

汉魏六朝咏琴文学的艺术学解读

咏琴文学是指专门咏琴的文学作品,而不包括为琴曲所撰写的歌辞以及琴学著作。据现存文献来看,真正以琴作为歌咏对象的文学作品至迟在西汉就已出现。从内容来看,汉魏六朝时期的咏琴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歌咏作为具体的"物"的琴,属于咏物文学;一类是描写弹琴、听琴等表演或欣赏之类的艺术活动。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珍贵遗产,也是中国古代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艺术思想内涵,属于重要的艺术文献。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标准来看,汉魏六朝咏琴文学中所体现的艺术思想涉及设计艺术学、文学和音乐学等多个学科。从艺术学的角度看,这些作品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文人是如何认识古琴与古琴艺术的,可以看出时代生活与艺术接受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传统琴文化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试论《新唐书》传记的“崇韩”观念

在对韩愈传记的处理上,有争议的地方都被用为尊者之笔法避之,相同内容经过语言层面上的处理将韩愈形象美化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大的儒者形象,纵横捭阖的古文家领袖形象,这样就确立了韩愈的中心地位。而大量采摭韩文入史则展现出史臣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在"传赞"之中呈现了一个全能形象的定评,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至此《新唐书》中的崇韩理念被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进一步说崇韩的中心是对儒学复兴理念的张扬,而在这个张扬的过程中旧资源也就转换成了新思想。

管窥汉代文献中的大漆文艺史

汉代大漆广泛种植,漆器是"养生送终之具也"。本文拟就汉代经典文献中的有关大漆器艺的记载作较为系统的梳理与阐释,以期寻觅已久远的汉代漆器艺术,并阐释其设计文化史意义上的文脉元素,也为研究汉代漆器艺术的学者提供有价值性的文献与方法。

汉高祖与西汉文学

汉高祖对西汉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位特殊读者,他的艺术娱乐需求,推动了娱乐性强的楚声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使楚声、《巴渝舞》等俗乐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他的政教艺术需求,推动了汉代宗庙乐的制作和汉初反思文学的涌现。作为一位特殊作者,他的楚歌创作也对西汉文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性影响。由此可见,在古代等级制度下,帝王凭藉国家权力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方法论思考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