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韩非子》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及其局限

为了解读《韩非子》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从政治哲学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韩非思想并不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伦理学说,《韩非子》体现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其"法治"论说中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和辩护,但韩非所构想的"法治"甚至要求民众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对人主或国君所立法律的固执坚守,其所有臣民在"人主之法"面前的平等,以及所有臣民在人主面前平等的"以法治国"之理念,与现代法治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异曲而同工 同途而殊归——屈原与韩非之比较

屈原和韩非,两个看似无甚关联的历史人物,实则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他们的身世:屈原是楚王的同宗,韩非作为韩国的"诸公子",同样与韩王有宗亲关系。在人生际遇上,他们都忠诚爱国,却终其一生不得君王理解,无法施展抱负。其次,二者性格均呈现出矛盾的一面——极高寒的理想与极热烈的感情。其三,政治思想非常相似。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屈原的政治思想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其中法家因素显著。屈原和韩非的不同在于,虽然他们的人生均以悲剧谢幕,但是二者身后得到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屈原成为中国文化中爱国的象征,韩非却与刻薄寡恩、专制、阴谋诡计等相伴。究其原因,后人对屈骚与《韩非子》的体认和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中亦可看出民族文化和历史语境对文学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影响。

历史的变革与思想的矛盾——对韩非思想中的矛盾的再思考

韩非思想中存在着若干矛盾。在体系上,他主张法术势循环互补,根据是三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源于"名",都以法律为手段,所以才能结合为一体。可是它们各自的目标和侧重毕竟有所不同:法治民,要公开;术治官,要保密;势维权,要独断。三者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此外,在言还是不言、忠还是不忠、仁还是不仁、尚贤还是不尚贤这些重要问题上,韩非都表现出两可的态度。以往学者习惯用一是一非、取此去彼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实,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述,背后都有各自的道理。汉语造字较难,随着时代的变革,词汇的发展更多地是以增加新义完成的,同一个字,往往包含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这几对"矛盾"大体都属于这种情况。它既是语言的历史性,更是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在知识精英思想上的生动体现。

《初见秦》的作者与战国末年古书编纂问题蠡测

《韩非子.初见秦》的作者与本篇及《韩非子》的关系问题,一向是学界争议不休的话题。其实,《初见秦》的真正作者不易考索,但是它被收入《韩非子》,却能反映战国末年与秦汉之际的古书编纂风尚。从这个意义上看来,《韩非子》收录《初见秦》的方式,还是比较客观的。

张之洞的经学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同时师从鸿儒、8岁即读完四书五经,勤于治学,可谓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集于一身,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自汉代经学兴起以来,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壁垒森严,互相攻讦,今古文之争绵延数千年。张之洞强调治经"以汉学为本",从"文字训诂入手"精研经书。自宋代始,理学立为正统学说,传统学术的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孟时代的伦理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明清逐渐走向空疏清谈。张之洞以汉学为宗,一贯反对空疏清谈而尊承孔儒"经世"之传统,主张"通经明理致用"。通经明理致用最终"归于有用",这种思想与张之洞尊承汉学"经世"之传统并行不悖。

韩非子的人性思想与治国之“道”

韩非子认为人之本性是"自利"的,但没有依据人的"自利"本性而对人性善恶做出判断。韩非子以人的"好利恶害"之性为立足点,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与人之间一切的社会关系都属于利害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属于利益之交。基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求利""交换"的本质属性,韩非子从他"自利自为"的人性思想出发考虑治国之道,提出了"法、术、势"为一体的"治道"之策。韩非子的"治道"之策,是以其贵"因"主张和人的"嗜利"为基石的。

论费留

通过对读简帛文献,对汉简《孙子兵法·火攻篇》中"隋其功"三字提出新的看法:"隋",应读为"隳";"其",代指敌方,而不是自指;"功",指功业,尤其是指土功,而不仅指战功。"隋其功"的本义,是要求对敌人的土功设施进行摧毁;而其反义——"不隋其功",就叫"费留"。"费留"通"昧瘤",意指暗瘤。

宋绵初《韩诗》学研究

宋绵初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长于说《诗》,其《诗》学著作有《古韩诗说证》与《韩诗内传征》,《韩诗内传征》是在《古韩诗说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但因二者的辑集对象不同,本质上还是属于两本不同的《韩诗》学著作。《韩诗内传征》是绍继王应麟《诗考》之作,除在内容上加以补充之外,还对辑集的内容加以考辨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小学功底。宋绵初的《韩诗》研究处处言而有征,绝无推测之语,体现了扬州学者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

马王堆帛书《九主》《明君》《德圣》校补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所收录的《九主》、《明君》、《德圣》三篇古佚书释文仍有商榷之处,有必要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