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襄阳王之望的经学观——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王之望的经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议论文和经筵讲义中,表达了他对一些经学问题的态度和见解,具有强烈的宗经、征圣意识,其中又以对《诗经》的阐发最为突出。他将宋代蓬勃发展的诗学理论引入《诗经》,以《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作为文人诗歌创作、批评的重要原则,体现了经学和文学相融合的治学风格,并且善于借助《诗经》宣讲自己的为政理念。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考察,对进一步观照南宋初年经学发展、研究风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婚嫁喜歌中的《诗经》元素略论

婚嫁喜歌是民间流行的与婚礼相伴而行的意在祝颂、祈福的歌谣。喜歌虽主要通行于民间,但它同样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其中对于传统经典《诗经》屡屡引用是一显著特色。本文即以婚嫁喜歌中所融合的《诗经》元素为研究对象,就婚嫁喜歌援引《诗经》的情境、所引《诗经》文句的类型与篇目、《诗经》元素融入的方式、融入《诗经》元素的原因、所融《诗经》元素的价值等方面展开探讨,展现经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探究民间小传统的流传。

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转译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建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区域性的基础支持为目的,对区域性当代建筑进行以省域为单位的深入化、特性化理论研究。针对这种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中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转译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叙事路径及诠释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以文字文本、建筑作品、建筑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深入化、特性化研究路径,明确了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转译的诠释学、图像学基础。提出了转译中应注意的建筑图像文本的阐释具有多样性、图像文本的客体解读具有与主体信息不同的可能性、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建筑理论诠释方式等三个问题,为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路径,阐明了转译问题的理论基础。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中国古代《诗经》图像研究论略

《诗经》图像可分为诗意图与名物图两类,《诗经》图像的研究对象可分为图像类文献与文字类文献两大类。学界关于《诗经》图像类文献的研究比较充分,既有整体性梳理又有局部考辨,且对诗意图的考辨明显多于名物图;对于文字类文献,尚未有专门研究,需要进行系统整理。《诗经》诗意图的研究为数不少,主要分为“版本及作者考证”“美术品鉴”等四个方面,其中“文图关系”是核心,但目前研究最少,亟待加强。同时还需要引入历史视野。《诗经》名物图历来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杨甲《六经图》等三部《诗经》图像书上;原田信的一系列成果大都是文献学层面的基础性研究,未来可上升到文化学层面。

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诗·唐风·绸缪》诗旨补证

《诗.唐风.绸缪》一诗,所谓“束薪”、“束刍”、“束楚”实际上反映了上古婚姻的“亲迎”之礼和“燎炬”之俗。所谓“三星”即“参宿”,为晋人观天象以计时序之辰星,诗人正是通过“三星”星光映地位置由东向西之变,表示时间由黄昏而深夜之移,极力渲染“闹新房”场面之盛。《绸缪》首章为女性伴舞之女声部合唱的“戏新妇”之辞,次章为男女集体伴舞之男女二声部大合唱的“戏新夫妇”之辞,卒章为男性伴舞之男声部合唱的“戏新夫”之辞,全诗构成了一部多声部、多角色的爱情交响曲,成为后世“闹新房”诗歌之祖。

《毛诗序》尊废之争与儒学嬗变

"毛诗序"因其对儒家元典的经学阐释而成为儒家文化关键词,而历代解"序"又被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汉代至中唐,汉唐经学居学术主流,"尊序"乃思想界共识;中唐至明代前期,变革汉唐儒学产生的理学占据学术思想制高点,"疑序""反序"甚至"废序"声浪高涨;明中期至晚清以前,理学趋于衰微汉学复兴,"存序"与"尊序"再占上风。中国古代思想史所演绎的关于"毛诗序"关键词之悖反式解读,与儒学嬗变密切勾连。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诗经》阐释的盲点与洞见——兼论其对中国诗学理论的贡献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其卷帙浩繁的阐释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蔚为壮观的洪流。从现代诠释学的视角审视《诗经》诠释传统不同流派的诗经学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了解这部诗集为何是中国文学的源泉,其琳琅满目的解读为何如此多样甚至互不兼容,也有助于我们找到建构合乎现代诗学的理论创见。使用后结构主义的诗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诗经》的评点注疏、理解阅读和治学方法,可以看出阐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自其诠释的开放性,而开放性得益于《诗经》诠释中的盲点和洞见,这些盲点和洞见构成了诗经诠释学的支柱。因此,应该致力于从多元的当代视角重新审视《诗经》诠释传统,既要找出其盲点,又要发掘其洞见,不仅要为阅读诗集的诗篇提供新的路径,更要关注其对中国诗学理论所作的贡献,为古代诗学的现代化提供启示。

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汉初《诗》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典复原"的成功。经师们靠记忆口头传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阜阳诗简之所以《雅》《颂》阙如,即是证明。《毛诗》则为藏于隐密而得以幸存的《诗经》全本。在经典复原过程中,《诗》学传播呈现出了无序状态。随着大师的出现,始有了齐、韩、鲁、赵《诗》学传播的区域性特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诗》学传播由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了四家《诗》派系。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

从“禽声”到“钟鼓”——《关雎》与儒家诗教的礼乐精神

《关雎》在《诗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其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诗经》首篇的特殊位置,更在于它所折射出的儒教诗教与礼、乐的内在关系。具体而言,《关雎》一诗的展开过程就是礼乐的呈现过程,诗、礼、乐三者共同指向了儒家视野中的君子人格和审美理想。《关雎》是以诗歌的形式折射出儒家审美精神的重要特质,体现出孔门诗教的礼乐内涵。礼乐精神融贯在诗教之中,内在地规定着诗的言说方式和情感状态,这也构成了整个儒家美学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向。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

轮人之歌:以物理之钥解《伐檀》之争

根据物理学规律并结合西周制轮技术的历史背景,阐释《伐檀》中制造车轮过程与河面三种波浪形成的关系,并从河面波不同形态描述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推定《伐檀》的作者应为车轮制造者。根据古代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造车业的重要性,说明车辆制造者是无需从事耕作和狩猎的"不素食"者。《伐檀》不是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讽刺,而是对手工业者劳作和生活的赞美。

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

《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对《论语》的新解,今人研究甚少,忽视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韩、李以心解经、神化孔子和改动经文的经学思想标志着真正开启了宋学,也表明了中国解释学的转向。二者的经学思想的建构对今天理论上的综合创新,复兴民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诗经》文化生态系统论析

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作为新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用来分析文化遗产的系统结构和传承规律的。《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合要素包括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文化群落和与之相关联的人类群体及生态环境,不同的文化群落又各自组成结构独特、功能相互差异的文化子系统。同化和异化是《诗经》文化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决定力量,遗传和变异是《诗经》文化发展演进的表现形态。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审视《诗经》学的系统结构与演化规律,可以为《诗经》文化传承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

王国维综合利用当时新发现的各种文字对《诗经》作了广泛的考释,而且提出"二重证据法"理论,起了奠基者的作用。20世纪考古发现的许多新材料,如甲骨卜辞、敦煌卷子、金文和平山三器、鲁诗石经和鲁诗镜、吐鲁番《毛诗》残卷、阜阳汉简《诗经》、郭店楚简、战国楚竹书等,必将对诗经学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