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ling in the World of Flowers in the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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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与《镜花缘》科举叙事的比较研究

《聊斋志异》《镜花缘》虽然一为文言小说一为章回小说,所叙科举考试故事中应试者的角色身份及应试结果差异较大,但是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科举心态等方面多有相似之处。这两部作品科举叙事存在的相似处,或许是古代小说科举叙事传统的影响所致,或许是李汝珍可能读过或者听人介绍过《聊斋志异》故事所致,或许是李汝珍与蒲松龄有相似的科场经历与见闻所致;其相异之处,则与各自的作者在家世家境、志趣遭际、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关。

《镜花缘》对《红楼梦》叙事艺术接受探析

《红楼梦》和《镜花缘》从书名来看一个是“红楼一梦”,一个是“镜花水月”,两部清代优秀长篇小说问世的时间相差不长,都表达了“空”的思想倾向。《镜花缘》的叙事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两者都采用了虚幻和现实对照的叙事模式,塑造了女性群像,并且都以园林——大观园和晚芳林为背景描写女性活动。《镜花缘》的叙事艺术也有自身的发展和不足。对比《红楼梦》,《镜花缘》中的女性允文允武,并且有了经世致用的社会才能,女性意识更强烈。但是它的叙事结构较为单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如《红楼梦》丰满。

《镜花缘》之“奇”的呈示与功用

《镜花缘》一文出现了不胜枚举的奇幻内容,通观整部作品,有关“奇”的描绘,呈现出了两种编排的模式,分别是“以幻为奇”与“无奇之奇”。这两种“奇”的形塑符合中国古典小说“奇”的理论发展脉络,与此同时作者借《镜花缘》中的“奇”来对世风教化进行劝讽,增加小说趣味性以及增强了知识的别样传播。

中国神话小说《镜花缘》之因果叙事

清代文人小说家李汝珍撰写的《镜花缘》是一部经典神话果报小说。它采用天道轮回、因果逻辑的叙事模式架构故事情节。小说中的百位花仙被纳入宿命轮回,形成了“犯错—惩戒—救赎”的神话叙事模式。《镜花缘》所体现的“因”与“果”,反映了因果伦理与儒学道德传统对清代文人小说创作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现实意义,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照花前后镜——晚清宁波曲苑遗珠《镜里花》传奇探析

晚清宁波曲家蒋世鼎所作《镜里花》传奇,因近年才被发现并收编于《宁海丛书》中,故关注者寥寥。在《镜里花》传奇清抄本的基础上,参考《鹤警诗草》和《鹤井蒋氏宗谱》等文献,可全面考察蒋世鼎的生平及其创作。《镜里花》既有对《桃花扇》的模仿与借鉴,又在双线结构、“花”意象运用、地方色彩等方面呈现出自身特色,对研究宁波地方戏曲史和清代后期的传奇创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镜花缘》思想主旨研究的历史回溯

自《镜花缘》问世起,其思想主旨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从关注方式、分析视角和关注焦点等角度看,《镜花缘》思想主旨研究大致经历了侧重伦理教化的古典期、聚焦女性书写与社会问题的新变期和多元观点并存的开拓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镜花缘》思想主旨研究的关注点各有差异,研究者围绕宣扬儒家伦理、弘扬女性才智、批判社会现实和建构社会理想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

《镜花缘》“一V”结构及其构成的不完全句

研究《镜花缘》中的语言结构,有助于掌握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时期的一些语言特点。《镜花缘》文本中有大量的“一V”形式类型,这些类型有的可以构成动词性的“一V”结构。由这种“一V”结构构成的句子,有的语义是自足的,我们把这类“一V”结构构成的句子叫完全句;有的语义不是自足的,这类“一V”结构构成的句子只能作为一个小句存在,还需要后置句作为另一个小句在语义上进行补充说明,这样整个语义才完整,我们把这类“一V”小句叫不完全句。在“一V”结构构成的不完全句中,后置小句与“一V”小句至少存在五种语义关系。

《镜花缘》中“吓”(hè)词语义源考

《镜花缘》是清中后期发行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又一部长篇神怪小说,其语言具有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汉语史研究价值。我们针对《镜花缘》文本中的“吓”(hè)词,从历时的角度,检索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本,探究了“吓”这个词语的语义历时嬗变轨迹,分析了其语义嬗变的促动因素。到《镜花缘》发行时,“吓”词仅保留了动词“威胁使害怕”和形容词“害怕”两种意义,“吓”能单用,也能组成复合词。在句法结构上,由“吓”构成的述补短语使用很频繁,语用量较大,尤其是与“得”构成的述补短语。此外,“这一吓、吓了一跳、吃了一吓、吓了一吓”等结构使用也较多。“吓”义的历时演变,是语法化过程,有它的语法化机制。

《镜花缘》反讽建构遵循的逻辑理路

清代小说家李汝珍以闲适愉悦、幽默风趣之笔创作了《镜花缘》,其中蕴含着类型丰富的反讽技巧。从具体运用情况看,《镜花缘》反讽建构的逻辑理路可以归纳为三条,分别是评判力度的强与弱、评价取向的正与负和意指表达的显与隐。这三种逻辑理路不是彼此孤立、相互疏离的,而是彼此勾连、相互交织的。它们涉及的两极——正与负、强与弱、显与隐——彼此之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圆唇苣苔属(Gyrocheilos)花柱侧偏弯折现象及其传粉适应机制

圆唇苣苔属(Gyrocheilos)是苦苣苔科的中国特有属,有5种,全部狭域分布在我国西南及广东的高海拔山区。圆唇苣苔属所有物种的花柱侧偏且花柱顶端呈90°弯折,使得柱头位于花开口的中央位置。这种独特的侧偏弯折花柱结构,说明圆唇苣苔属可能有着特殊的演化历史和适应机制。为揭示这种特殊的花柱侧偏弯折现象的发生范围、发育过程及其传粉适应机制,该研究在圆唇苣苔(Gyrocheilos chorisepalus)、折毛圆唇苣苔(G.retrotrichus)和微毛圆唇苣苔(G.microtrichus)3个物种中开展了花部综合征观察,并研究了广东大雾岭保护区内的折毛圆唇苣苔花发育过程、花部特征和繁育系统以及传粉过程。结果表明:(1)微毛圆唇苣苔只有花柱左偏弯折现象,而圆唇苣苔和折毛圆唇苣苔虽然大部分花是花柱左偏弯折,但在部分个体中出现了少量的花柱右偏弯折现象(占种群总花数的2%~3%)。(2)传粉观察发现,折毛圆唇苣苔在花蕾期即出现了花柱弯折现象,2个可育雄蕊的花药合生、位于花冠筒喉部中央位置,与侧偏花柱不存在左右镜像对称关系。(3)折毛圆唇苣苔的花粉胚珠比(P/O)为456.98±15.55,属于兼性异交繁育系统。折毛圆唇苣苔存在一定的传粉限制,自交授粉可以结实,但异交种子萌发率更高,可能存在近交衰退。(4)折毛圆唇苣苔的访花昆虫较少,访花频率较低,主要访花昆虫有隧蜂、熊蜂、食蚜蝇等;熊蜂体型较大,访花时降落在弯折花柱和花瓣下唇,胸部侧面及下部能有效接触到柱头。(5)反射率结果显示,折毛圆唇苣苔花瓣反射波长范围集中在紫光和蓝紫光区域,花冠的反射波长范围与蜂类视觉范围一致且花冠筒外侧和花瓣下唇的反射强度最大,更容易吸引蜂类落置在花冠宽大的下唇;圆唇苣苔属的花柱侧偏弯折现象可能来自近缘的长蒴苣苔属(Didymocarpus)的花柱下弯现象或镜像花(mirror-image flowers)。综上认为,这种侧偏弯折的花柱,可能通过提供昆虫降落平台,使得柱头位于花开口中央和花瓣下唇的上方位置,提高了柱头接触访花昆虫的概率,是适应高海拔地区低频率访花者的一种机制。

历史观念与隋唐政局的变迁

历史观念常会主导社会上各类人物的实践活动,并由此构筑一定的历史事实。隋至唐初的四十余年间,大一统观念、天命观念和以史为鉴观念,对隋唐政局变迁的影响较为明显。大一统观念不仅推动隋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且造就空前辽阔的疆域与恢弘的盛世。天命观念既是隋政权建立与巩固的重要凭借,也是隋王朝走向崩溃瓦解的重要诱因。以史为鉴观念是唐太宗即位后放弃依赖天命、注重人事的主动选择,君臣重视学习历史,对治国理政的讨论强调以史为鉴,“贞观之治”由此形成。同一时期不同的历史观念有可能形成合力,共同影响政局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同一种历史观念对政局的影响也会随之改变。

《镜花缘》雅集书写及其文化意蕴

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是“以小说见才学”的代表作,其描述的雅集活动是作者“论学说艺”的载体。小说叙述了上苑雅集、女学塾雅集、卞园雅集等六次雅集活动。这些雅集书写具有揭示主题、预示情节发展的作用,也是导致小说结构碎片化、人物形象雷同化等艺术缺点的因素。就文化内涵来说,《镜花缘》的雅集书写折射了清代盛极一时的才女文化,以及乾嘉学术风气对整个社会文化的浸染。厘清雅集与文本、社会文化的关系,有助于对该书的思想倾向做出正确评价。

《镜花缘》所见词语对《汉语大词典》的补证

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汝珍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镜花缘》,细致描写了诸多地方风物,其中使用了大量乡土俚语,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资料。《汉语大词典》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汉语类辞书,源流兼顾,例证丰富,注解精审,影响深远。但是,由于编写条件的限制,以及编纂人员来自不同的方言区,《汉语大词典》存在词条失收、义项单一、异形词漏收、例证单一或晚出、无书面例证和义项漏释等情况。结合《镜花缘》中的词语,对《汉语大词典》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对于大型工具书的编写与修订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家与性别之间:《镜花缘》“女儿国”叙事的政治面向

李汝珍《镜花缘》中的女性主题历来备受关注,但单独讨论性别很容易为现代观念所束缚。这部小说创造性地将女性形象置于国家的视野中加以呈现,“女儿国”的构想既作为乌托邦,又作为国家实体而存在。从女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入手,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小说的话语结构。海外女儿国的性别身份秩序建立在与他国的对照中,结构性的男女对立在这里被表现为直接的暴力。天朝女君武则天既是女性权益的保护者,又是颠倒阴阳的暴君,以她为核心的女性自治,不得不导向虚无的结局。天朝与海外番邦之间的华夷之辨模仿着男女之间的性别规范,女儿国的颠倒结构却对天朝秩序构成了反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既是现实的再现,又在政治话语中成为男性的隐喻。

《镜花缘》谶应叙事功能探究

《镜花缘》中大小杂错的谶应描写构成了文本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功能,即叙事线索以圆形结构运行,预设情节发展走向;通过碑谶、诗谶等形式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同时借助谶应因果结局的设置来宣扬劝惩教化的主题思想,并营造出虚幻神秘的叙事氛围。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展现了谶应叙事的独特魅力与文学价值。

女性主义乌托邦之旅——吉尔曼的《她乡》与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女儿国之比较

吉尔曼的《她乡》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均描写了男性进入女儿国这一女性主义乌托邦的旅行奇遇。小说从情节设置、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对女性气质的建构性本质的揭露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不过,李汝珍笔下的女儿国,所遵循的依然是男性话语二元对立的运作模式。与之相对,吉尔曼的她乡则是构筑在平等、关爱等女性价值基础之上。遗憾的是,《她乡》中的理想国仅涵纳了女性这一单一性别,没有能够为两性如何和谐相处提供成功的范式。

《镜花缘》所建构的理想世界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用幽默而诙谐的文字为人们描绘了一个个奇异的国度,于想象和虚构之中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表达了自己所憧憬的种种理想状态。善良而求索的理想人性,平等而文明的和谐社会共同建构了李汝珍意念中的理想世界。作者结合政治文化背景和李汝珍个人思想,从理想人性和理想社会两大方面分析了《镜花缘》所建构的理想世界。

清初陈淏子《花镜》“种植位置法”与明末王象晋《群芳谱》“雅称”比较研究

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种植位置法"与明末王象晋《群芳谱》中的"雅称"都是成书时中国传统园林植物配置经验与实践的结晶之作,特别是"种植位置法"对其后我国园林以及日本园林的植物景观营造产生巨大影响。在介绍《花镜》与《群芳谱》的作者与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花镜》与《群芳谱》的版本学研究,并通过二者内容的比较研究,得出"种植位置法"是在参考"雅称"的基础上,加入了当时植物配置的手法与作者本人的经验编写而成。旨在揭示"种植位置法"与"雅称"在我国种植设计方面的价值,以期在现代园林建设中推广利用并发扬光大。此外,《花镜》填补了明代计成(1634年)《园冶》在园林植物、特别是在植物景观设计与营造方面的空白,可以将《花镜》与《园冶》并称为中国传统园林基础理论的2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