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情感思想:《隋书》对独孤皇后以情误国的书写

《隋书》是唐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集修史、取鉴、资治于一体。唐初统治者认为,文帝的废长立幼是隋朝败亡的缘由,在魏征笔下,高颎的废黜、太子勇与晋王广的废立皆因情起,而这些情事的本源,则在独孤后的“誓无异生之子”与“性忌妾媵”,情在逻辑上成为隋亡祸本。《隋书》情为祸本思想受太宗一朝政治影响,更是魏征探索情感哲学的努力。宋明理学前,儒家情感思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对现实的指导更差强人意,士人纷纷从各自领域对情展开理论探索,魏征的情感认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代之前的情感史建立在文史哲、政治、现实交织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的情感也走过了从中心到受摒、再到重新被认识的过程。赋正史以情感议题,《隋书》的政治史面貌或可得到改观。

传世文献中“王城”与“成周”之方位沿革

不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对周代“王城”与“成周”方位及其沿革具有的不同观点,可概括为东周双城说、西周双城说、西周—春秋单城说和合城说。其中今文经学的东周双城说是基于战国洛阳地区政治形势的叙述,继之演化而来的古文经学的西周双城说为王朝政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持,因而具有广泛稳定的影响力。相较之下,西周—春秋单城说较为有据,而仅作为某种史学观点存在。合城说则是调和经史与文献记载矛盾的观点。囿于史料的缺乏与彼此矛盾,各观点尽管不能完全解决有关周代“王城”与“成周”的确切方位问题,但是其源流发展揭示了经学与史学各自相异的治学旨趣和学术地位。

创新·缺陷·龟鉴——论隋唐五代税收史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综观中国古代税收史,隋唐五代十国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为其在税收法制建设、税收管理体制、税收监察制度和税务管理等方面都取得诸多重大创新成果,如税收制度法典化、税种创新、税制要素的完备、税务监察法律文本的完善、税务文书设置的创新等。同时,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税法、税政也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端,加重了纳税人的实际税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王朝更迭的严重后果,为后世王朝改良税法和税政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历史观念与隋唐政局的变迁

历史观念常会主导社会上各类人物的实践活动,并由此构筑一定的历史事实。隋至唐初的四十余年间,大一统观念、天命观念和以史为鉴观念,对隋唐政局变迁的影响较为明显。大一统观念不仅推动隋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且造就空前辽阔的疆域与恢弘的盛世。天命观念既是隋政权建立与巩固的重要凭借,也是隋王朝走向崩溃瓦解的重要诱因。以史为鉴观念是唐太宗即位后放弃依赖天命、注重人事的主动选择,君臣重视学习历史,对治国理政的讨论强调以史为鉴,“贞观之治”由此形成。同一时期不同的历史观念有可能形成合力,共同影响政局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同一种历史观念对政局的影响也会随之改变。

《金史·百官志》三等国号制及其渊源

《金史·百官志》详载大、次、小三等封国之号,但并没有标明时间断限。经与《大金集礼·亲王》封国条例比较,《百官志》上述内容最接近大定十四年颁布的制度。本文结合相关记载总结志书封国制条的编纂模式:元朝史官以“大定格”为基础,根据金实录中的相关记载相应改纂,最终杂糅整合而成。所谓“明昌格”并不存在。关于这项制度的创制,《金史·熙宗纪》天眷元年十月辛未条记“定封国制”,此属天眷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金初汉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探寻封国制度起源的线索,发现其仿效自北宋景祐三年(1036)首创的三等国制。从前后时代制度演进脉络中考察金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金承宋制的主题下,这体现了秦汉以降传统的王爵制度到宋金时代发展成三等国号制的典型特征。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hm2,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hm2。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水经注》所记“鸿隙陂”研究

古代陂是淮河流域主要的水利设施,它兼具灌溉,水产养殖和调蓄洪水等综合效益。鸿隙陂最早见于《汉书》的记载,两汉时,它属汝南郡,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后代文献中有关鸿隙陂的记载十分混乱:《水经注》中存在明显的佚文;《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又与《水经注》相矛盾。《水经注》与《隋志》的记载并无重大分歧,通过补正《水经注》的记载,并结合对古遗址分布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鸿隙陂的地理位置,应在息城至新蔡线以东,汝水、慎水与淮水之间的地区。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５０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隋唐五代日月食记录

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日食、月食记录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勘误和统计分析。研究了这些记录的文献来源、时间分布、覆盖率和记录特征。这一时期记载了实际可见日食的65%和月食的28%。

流寓周隋的南朝士人交往图卷——新出隋开皇八年《朱干墓志》笺证

吴郡钱塘朱氏是南朝齐梁间文学世家,其后裔在进入北周后竟不为史载。新出土的隋代《朱干墓志》所揭示的正是朱氏一族在周隋间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轨迹,并为其家族世系的链接补备了重要阙环。由于墓志的序和铭是出自南朝文学领袖明克让与庾信之手,故对于补备他们的遗文和研讨入北的南朝士人交往关系保存了珍贵史料。其中所揭示的丰富的南朝士人行迹与文化传承,也为进一步探究周隋间的政治文化倾向特别是文化理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隋前正史医事伦理探骊

征引隋前正史中医学史料,从高层之医学人文关怀、医学教育及医学传播三个伦理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医与政有着天然紧密相连的渊源关系,医政充分体现了政府有无政治作为和是否实施人文关怀;汉魏南北朝时期太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很活跃,在医学教育方面,也有深刻的进步理念;中医药作为加强民族间交流和融合的友好使者,对当今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有着重要的引领意义。

晚清舆地学者与新地学的兴起

清代地理学发展到晚清,受到当时内外因素的激发,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提供清代160人的舆地学者名单,认为清代前中期地学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础,对晚清杰出的地理学家魏源、徐继畲、曹廷杰、邹代均及其在世界地理、边疆地理和地图学等领域内的贡献作案例研究,分析新地学的兴起在中国科学近代化中的影响和作用。

长安新出隋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释读

长安新出隋代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是尚未披露的新资料,据此可以研讨北魏以迄于隋代的拓跋元氏家族的世系关系以补正史籍,以及昭成帝一系定著在长安的子孙与周隋统治者的政治关系和其社会地位,也为隋代职官、地理与书法诸方面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史料信息。

隋唐长安城的历史环境-空间逻辑初探

长期以来,关于隋唐长安城的研究汗牛充栋。本文试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隋唐长安城的历史环境进行重新思考,深入剖析这座伟大都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逻辑。隋唐以前,关中已经拥有了西周丰镐二京、秦栎阳与咸阳、西汉长安等一系列原创性都城案例,这些都城及其离宫别馆的覆盖范围达到4000km^(2)以上,形成了关中核心区巨大而长时态的城乡空间环境。这一空间环境反映出自西周至隋唐约2000年的时间里关中地区都城的连续性“建设-弃置-重建”过程,自西向东逐渐出现了分别由周、秦、汉人开辟建设的城市发展区。这些城市的建设与废弃随历史变迁此起彼伏、滚动发展,最终汇聚叠置,于今天的关中大地.上。其中秦汉、隋唐都城交叠并置的现象十分明显,空间格局十分典型,对以后王朝的都城规划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精耕细作,在小说作者、版本考证、文体与类型的探讨、文本的解读、小说史的编纂、小说理论的阐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不但有新的学术领域和问题的出现,已有的学术结论也需要重新审视。本栏目将陆续推出几组论文,对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小说批评、小说创作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探索。王齐洲教授的论文《〈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探讨了中国早期的小说观念,认为《汉志》和《隋志》虽不是文体分类,其中却有文体因子。二志都强调其所著录的小说作品提供了民情风俗和百姓对政教的意见,具有民间性、通俗性、琐碎性特点,但都没有强调故事性和虚构性,与现代小说观念颇有差异。傅承洲教授的《清代才学小说是否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对当下流行的才学小说类型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从才学小说概念形成过程和小说类型构成要件的角度考察,《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和《镜花缘》四部小说并不能构成一个小说类型。四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均不相同,很难归入一类。炫才是文人创作小说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能成为小说类型的构成要件。几位学者都对古代小说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也许并不是定论,但定会对古代小说研究者有所启发,对古代小说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所推进。

《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渊源新论——以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

一般认为《麒麟阁》取材自《隋史遗文》等隋唐题材的小说,《说唐全传》与《隋史遗文》存在因袭关系。至于《说唐全传》与《麒麟阁》的渊源,尚缺关注与研究。倘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化生态共生为视角,考索《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间渊源,可发现《麒麟阁》可能得自《隋史遗文》的"旧本"———"市人话本"颇多;《隋史遗文》及其"旧本"、《麒麟阁》都可能是《说唐全传》创作的依据;甚或,《隋史遗文》《麒麟阁》《说唐全传》是同一"旧本"衍化出来的三个既有继承又有创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子本,是小说戏曲互动其生的具体表现。关于三者渊源的探索考察,有利于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关中本位政策”新论——以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要素为中心

"关中本位政策"是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主要包括军力基础、财力基础和文化基础。关陇集团创立者立足北魏政治遗产、关陇地域、姬周礼教、文武人才等客观基础,采取系列举措,将政策基础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建构出一套高效、有力的军政系统,为西魏北周隋唐的东西南北扩展提供了充分保障,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20世纪初莫高窟遗书的发现,开启了以变文为中心的敦煌佛教通俗文学研究热潮,并直接影响到文学界将其他佛教文学现象也纳入研究视野,王国维、郑振铎、胡适、周绍良等皆为代表。80年代以后,受海外启示,国内史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特别是文学界的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成就辉煌,在项楚、孙昌武、陈允吉等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大批中青年学者相继涌现。有关研究的跨学科性非常鲜明,研究角度更趋丰富,研究成果日渐精确,规范性和创新性都不断加强。目前,亟须系统总结和学习上述成果;而以后的研究,当更深挖文学现象的佛教根源,具备大文化视野,且关注佛教界本身的文学现象,从而重写隋唐五代佛教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