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前四史先秦两汉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研究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先秦两汉众多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修身自立的先秦两汉人物既有优秀的帝王也有崛起自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修心自信的品质主要表现为“自恃自知,知人善用”“不惧磨难,自知坚毅”。修业自强的品质主要表现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运筹帷幄,沉着冷静”“折而不挠,终成大业”。发掘和弘扬自立自信自强品质,有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成长,有助于家庭教育不断改进,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和专家笔谈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是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算书中一篇内容独特、涵义丰富的文章,本文公布其全部竹简的照片,发表其现代汉语翻译和一批数学史家与古文字学家的笔谈。他们从不同角度疏解这篇文献的疑难点,揭示其丰富内涵和学术意义,涉及字词的训释、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医学、数术、城建以及数学史理论等诸多方面,以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数学史和上古思想文化的研究。

秦汉刍稾税征收方式再探

学界一般认为,秦至汉初的刍稾税是以顷为单位征收,不足一顷也要按一顷征收。然而,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事实证明,秦汉刍稾是按实有亩数征收的,土地实有多少,就征多少。

汉初内史考——张家山汉简中所见汉初内史之演变

内史与治粟内史,在汉初经历过较为复杂的演变。汉兴之初,全国财经事务由内史掌管,与战国秦内史的职掌一致,高帝九年后内史兼掌全国财经事务与京师地区,其性质特殊,在治理京师方面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地方行政长官,京畿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吕后二年至吕后八年间始设治粟内史以专掌财经事务,内史则专治京师。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秦汉时期北人南迁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特征在于人口迁移都是受到政府干预而进行的,表现为政治性谪戍南徙、军事性移民实边、经济性豪族迁徙等。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不仅为南方地区带来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还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形成了极大的推动力量,加速了民族交流与融合。

秦汉时期燃料供应与日常生活——兼与李欣博士商榷

木炭是秦汉时期手工业生产中的主要燃料,并没有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应用。在日常生活方面,木炭的使用者主要是特权阶层与富人阶层。秦汉时期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燃料依然是薪柴。秦汉时期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从整体上并没有出现所谓燃料危机。历史研究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分析史料切忌以偏概全。

《诗经》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诗经》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时代占统治地位思想或主流思潮的制约与影响,先秦时代置于诗教的宗旨之下,汉代以后笼罩于经学的思想原则之下,二十世纪前八十年中先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后又完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评价它。因而生出很多问题,有的是伪问题,有的则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近二十年中《诗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从各种旧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要强调学术规范。应该引入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关注点的转变,不断寻找新的情感契合点。根据以往多注重训诂和笼统述论的情况,应将《诗经》研究置于整个先秦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对不同体式分别研究,作断代的研究,按地域进行研究,对作者、作者类型、作家群进行研究,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

“政”与“兵”的历史辩证——《淮南子》战争观新论

"政治―战争"是贯穿《淮南子》战争观的核心命题;"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是其战争观的根本原则。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是《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思路,反映出道、儒与法等多元思想的历史融合。主张"政"、"兵"相融,对战争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反思,这是《淮南子》战争观的理论特点,对先秦兵家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

秦简牍所载农田形制与管理研究

依据秦墓竹简中所保存的农史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战国、汉代简牍,对秦简牍所涉及的农田形制和农田管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期望能为农史研究界合理利用这批资料提供帮助。

《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与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探析

在我国周代的版图文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信息。通过《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研究这一视角,展示了奴隶制社会周代人口、土地资源管理状况的一个侧面,为完善先秦文书制度的研究、为补充先秦人口、土地资料管理的研究提供一点信息。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与局限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换显著加强 ,都会市场呈现繁荣 ,以及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等三个方面。但秦汉时期新兴的地主制经济才确立不久 ,加之受历史、政治诸因素的制约 ,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限度的 。

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

行神为古代"五祀"之一。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

《青青陵上柏》的作者与作年辨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向来是汉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是曹植之作,掀起文学界的波澜,推进了汉魏古诗研究的进程。李善注《昭明文选·杂诗上》提出其作者为东汉无名氏,这也是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主流观点。从《青青陵上柏》描写的内容来看,其作者也应当是东汉末年无名氏,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否定《青青陵上柏》为东汉之作恐非易事。其作者应是一位出身社会中层的士人而不是曹植,其诗作生动记录了东汉末年社会危局及士人心态。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