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思想中的《太平记》——以君臣形象的重构为中心

成书于日本中世的军记物语《太平记》儒家思想浓厚,在近世、近代的政治思想建构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广泛传播并有持续影响。近世水户学派为阐释德川幕府政权的正当性而对《太平记》中的君臣形象作了重构,建构了“后醍醐天皇—新田义贞”君臣形象。幕末以中下层武士为中心的维新志士将经幕府重构的忠臣楠木正成作为尊皇的楷模并将其神格化,推翻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明治新政府通过国民教育重构了“后醍醐天皇—楠木正成”君臣形象,使之经典化,为近代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服务。

元代历史剧君臣观念的民主色彩

元代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使元人尤其是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元杂剧作家的价值指标体系发生了变化,对现存政治的不认同,对汉族政权的缅怀,使他们的君臣观念更多地回归轴心时代。本文从赞赏对无道君主复仇行为,摘掉帝王神圣光环、否定愚忠,忠孝关系中向孝倾斜等三方面,分析了元代历史剧中的这种具有一定民主色彩君臣观念。

《藏书》中的汉代君臣关系论

《藏书》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晚年的著作,全书以人物传记为主,间有作者的评论。其中有关汉代君臣关系的记述和评论,李贽皆以褒扬为主,肯定了汉代君主的容人气度和臣子的忠信及明哲保身的智慧。李贽之所以对汉代君臣关系较为推崇,原因一是他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是平等的;二是深受心学王门左派"君臣师友"论的影响。

论元杂剧中的文人从政观

元杂剧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中下层儒家文人,因此许多剧作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心态,其中有不少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从政观念,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从政观念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投效朝廷的使命感,而在元代中后期这样的作品则显露出文人对于蒙元王朝的认同;第二是具有强烈功利性的从政目的,元杂剧中文人的从政理想是同他们的功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是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化设定与自我奴化倾向。

君臣关系与北宋前期政治——以寇准为个案

寇准是北宋名臣,一生仕太宗、真宗两朝。他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受贬退的命运。寇准的遭遇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臣子与君主、个人与国家、君臣关系与国家政治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君臣庆会:宋代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

宋仁宗朝君臣共同开启了营建私家御书阁的风气;到北宋后期,从徽宗御赐蔡京的“君臣庆会阁”伊始,又衍生了皇帝赏赐私家御书阁阁名的君臣互动模式;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在南宋时期继续发展,不同时期的私家御书阁故事浓缩了南宋私家御书阁的兴衰。宋代私家御书阁的营建与赐名过程,展现了两宋不同时期的君臣关系,成为观察宋代政治文化的有效窗口。

论雍正帝与隆科多的关系嬗变

在康熙末年的夺位之争中,隆科多拥护雍正顺利地继承皇位,并助他稳定了京师局势。雍正即位之后,对隆科多荣宠备至,但隆科多恃宠生骄,不断通过擅权、结党等方式发展个人势力。这不仅严重动摇了皇权统治,也使得君臣关系发生了改变,最终隆科多被雍正囚禁至死。二者关系由亲密走向对立,不仅是隆科多个人行为不羁所致,也是君臣权力冲突的必然结果。

从“父子”到“君臣”:明太祖义子现象与明初政治秩序的构建

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际广收义子,赐名改姓,与之结成拟制父子关系。朱元璋通过义子节制诸将、出镇地方,将军队置于拟家庭化的构建之中,缓解了乱世中“部下多易于去就”的内部信任危机。但随着朱元璋集团由地方势力向君主政权的转变,义子关系已不适用于皇权政治。洪武元年前后,朱元璋在推行“正纲纪、明上下”礼法秩序的同时,逐渐命义子复姓归宗,双方关系由“父子”变为“君臣”。在明初政治秩序的设计中,复姓后诸义子的政治身份逐渐转变为普通武臣和勋臣贵族。随后,朱元璋又分封诸王,代替义子出镇地方、控制军队。由此,朱元璋完成了对复姓后义子身份的重塑,以及对义子原有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义子是考察朱元璋从起兵到建立王朝过程中权力结构建立与转变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明初政治秩序的一个着眼点。

春秋时期秦国君臣关系探析

春秋时期的秦国君臣关系,承袭于部族体制中首领与属下之关系。受西周政治制度及秦人自身发展道路的影响,秦国初期的君臣关系多表现出血缘色彩。随着疆域的扩张,秦国的人员构成也越来越复杂,至秦穆公时期,大量外来人才涌入,形成臣子群体的本土与外来二元结构。在与臣下的关系上,秦国国君往往采取恩威并重的方式,既布施恩惠又打压权臣,使得君权不断强化。在权力关系上,秦国国君占据主导地位,对臣下的名分职守加以约束,大权向中央倾斜。总体上,春秋时期的秦国君臣关系,保持着国君主导下的制衡,国君统御群臣维系统治,臣下对君权的干预十分有限,进而保证了秦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权归宰相”政治话语与唐后期中枢权力关系

唐代史臣蒋系在《宪宗实录》中将元和中兴的原因归结为“权归宰相”,这是反思德宗政治,试图重新以政治典范实现国家致理的产物,强调了传统的君相委托制。宰相在元和中兴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权力只是有限恢复,且宦官同样以“内大臣”身份强调自身在中兴事业中的作用,这进一步削弱了“权归宰相”话语的说服力。安史之乱后的军政事务需要围绕皇帝进行集中高效处理,宰相百司权力萎缩的情况在德宗以前就已经存在,内廷宦官参与枢密,甚至侵夺有司职权的趋势无法扭转。因此只有位于国家政治核心的皇权才能实现权力关系的梳理,君相委托制已无法适应中枢政治变化。可是,唐后期皇权中兴强调效仿祖宗治世的明君贤臣经验,因此“权归宰相”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仍具有典范意义。同时,宦官作为大臣参与政治具有制度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加之道德观念上的传统刻板印象以及专权所导致的舆论攻讦,使得“内大臣”身份无法融入这个话语体系。

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考论

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应作于乾元元年初,郭知达、仇兆鳌所作的推断有误。新出土之郑虔墓志与杜诗参证,杜诗不称郑虔最高官职,缘于战乱前杜甫可能无法得知此事,故仍以旧职相称,这又可佐证本诗作于乱后初次相逢之时。杜甫以苏武之事为郑虔降贼辩白,又于诗中表达了伤感情绪,是因为郑家是杜甫离政治中心最近的地方,也是其仕宦希望所在。其文才曾得到郑氏赏识。但是,在乱后,郑家与杜甫都因属玄宗旧人,而遭肃宗冷落与打击,故杜甫对前途颇为失望与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