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辩说

“公平竞争权”一度也曾被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主流观点大行其道,但随后逐渐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法益论”,不过最新又出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保护权利和法益的双重保护客体论的异军突起,值得发人深思。权利概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引入其实并不必然会带来权利与法益的二元保护客体的区分,并不意味可以将竞争法重新纳入传统侵权法“抽屉”中僵硬地区分权利和利益侵害并为其设置不同责任构成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侵权法渐行渐远而更加彰显出竞争制度保护法的特点。基于霍菲尔德、康芒斯对被滥用的权利概念的厘清,目前数字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可以清晰揭示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不受扭曲的自由竞争的制度保护法益为客体。

陆海统筹背景下海警机构行使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权路径选择

陆海统筹背景下海警机构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驱动力愈显重要。然而,实践中海警机构行使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权存在着较大阻碍,具体表现在海警机构司法主体地位不明,海警机构与其他部门执法联动机制遭遇瓶颈以及执法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此,需要严格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以下简称《海警法》)、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平衡两部法律矛盾点,夯实海警机构与陆上执法部门协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海警机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执法能力,筑牢海洋生态屏障,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国家治理视域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及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化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合力共治的重要特质。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形成了纵向压力传导、横向多部门联动的网状治理结构,但该制度在实施中会与已有的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治理环节发生一定的“碰撞”,需要解决制度协同的问题。基于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可以明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等相关制度的协同性规则,重点围绕信息资源、证据资源以及程序等领域形成联动机制,构建相关制度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多元共治结构,以实现环境治理效能最大化。

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对策探析——以辽宁省为例

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其兼具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种属性,且生态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对无居民海岛的治理方针一直坚持“保护为主,利用为辅”。以辽宁省相关实践为例,分析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体系架构,以及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补充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细化无居民海岛保护行政执法权的权责配置,建立健全无居民海岛保护执法综合协作机制和监督机制,强化地方海岛执法信息系统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推进无居民海岛保护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路径。

二元劳工市场、解雇保护与劳动合同法

本文基于中国二元劳工市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合同法》的影响,整合学界、业界和社会公众对《劳动合同法》加强解雇保护的不同意见。研究表明,相对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通过加强解雇保护,能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努力程度,增加知识型员工和企业的收益;但却会降低体力型员工的努力程度,减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收益。虽然《劳动合同法》能提高在职体力型员工的收益,但却由于企业主缩减体力岗位,使得更多体力提供者丧失就业机会。简而言之,对于高端劳工市场,《劳动合同法》是促进三赢的;而对于低端劳工市场,则可能导致三输。

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反思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工具

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是中国环境保护最为重要的两种制度工具,二者相互交织、共生共济,型构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实践图景;环境法律政策化和环境政策法律化是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联接、互动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环境法律政策化应以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功能"区分"为前提,实现环境政策对环境法律灵活性机能的补给与拓展;环境政策法律化则是以法律的稳定性持续彰显现代环境法治理念与价值的重要方式;囿于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在环境保护中的工具性局限,中国环境法治的未来发展应当走向以制序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

建立良好、和谐一致的环境法律体系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目标责任制、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需要变革与创新。许多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亟待上升为法律制度。因此,《环境保护法》扮演着整合性环境立法的角色,修订时应持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整体观念。基于调研和理论思考,提出6点建议:提升立法层次、增强法律权威;确立环境优先、追求社会至善;制约行政权力、明确政府责任;提倡环境自治、保障公众参与;突破诉讼瓶颈、鼓励公益诉讼;理顺权责关系、提高管理效率,以期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中国家补偿法律制度的思考

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中的国家补偿是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重要的经济支撑。但是这种补偿是政策性的,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补偿体系,难以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事业的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效益体现在其持续性上。探讨了如何建立和完善国家补偿法律制度来解决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中在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标准、补偿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建立健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补偿体系的形式也进行了论述。

中韩网络实名制之精神分野与网络管理理念更新

网络实名制身份验证制度的技术性、工具性以及伦理特性压缩了实名制的功能。中韩实名制规范意旨以及社会功能存有分野。韩国实名制旨在治理"恶意回帖"、"网络恶搞"等网络暴力行为,以净化信息网络环境,增进社会福利。我国网络实名制作为转型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对网络形成一定的行政约束力,也反映了公共领域对公共决策等行政活动之监督以及回应。韩国过分倚重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伦理导向却在黑客技术面前不堪一击,引发大规模个人资料外泄,也加深了源起于科技负效应的社会、文化裂痕。我国应调整规制网络暴力之逻辑思路,即加强民事立法的赋权,从个人数据资料保护的角度进行制度建构,在一些需要更多技术营养的社会领域发挥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而对网络市民社会的"声音符号"以及"决策监督",我们要有更多的远见,以宽容、保护、引导其发展。当法律遭遇新兴科技冲击,人们不仅要处理科技与法律之关系,更要关注科技、法律以及文化三者之间的对话与博弈。

环境制度的伦理困境与环境伦理的制度困境——兼论新《环境保护法》

环境立法的实质是将一定的环境伦理思想转化为环境保护方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或法规,但它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一是现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都不足以为真正以环境保护为旨归的环境制度或环境立法提供合法性支撑,即环境制度的伦理困境;二是难以将现有的环境伦理转化为可操作性强的环境制度或环境立法,即环境伦理的制度困境。新环保法尽管仍然未能完全克服上述两个方面的困境,但在立法理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较大改进。新环保法在立法理念层面的重大突破是将生态文明理念引入其中。不同于否定人类相对于自然及其他物种的价值主体和价值优先地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同于将自然环境看作纯粹功利性经济资源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弱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既坚持了人类相对于自然及其他物种的价值主体和价值优先地位,同时又吸收和借鉴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些理念和原则,将自然及其他物种纳入了人类的伦理关怀之中。新环保法在具体操作层面的改进,体现在对环境权责的进一步明确与规范,对环境侵害行为更细致、具体的规定以及其环境侵害行为更严厉的处罚。但新环保法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效力等级不够、配套细则不足、环境权益意识不突出等。

论我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以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制度为视角

劳动合同制度是劳动法的核心,劳动合同解除制度是劳动合同制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单方解除则为解除制度的重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重点在于合同解除后责任承担问题,其法律效力理论体现了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限制。我国应借鉴国外解雇自由与解雇保护原则相协调的模式,而我国现行立法三种劳动合同适用同一种解除制度,其合理性有待商榷。解除原因认定、解除期限通知等规范的可操作性也应进一步加强。

董事离职补偿制度的理论反思与规则再造

《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规定了董事职务任期届满前的无因解除与离职补偿规则,设计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及优化营商环境。研究发现,相关条文的规范教义性质不清,缺乏系统性董事离职补偿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制度落地存在困难。在实践中,司法判例和公司章程均存在对制度的异化处理。为应对上述理论和实践困境,董事离职补偿制度的构建应当正本清源,守正出新。在理念上,应当在厘清不同董事与公司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规则,搭建起以无因解任制度为基础的董事离职补偿实体和程序规则,一方面促进公司利益平衡和实现公司治理目标,另一方面也为营商环境法治化提供有力支撑。

中日环境法制建设比较述评

中日两国环境立法背景不同,所以在环境立法机制和立法原则方面也都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这些差异和特点导致两国的环境法体系有较大的不同:日本环境法体系中专门颁布了一些涉及纠纷处理、损害补偿、事业费开支等程序性法律规定,并对各种环境问题及处理方法都做出了单项法律规定,比中国具体和完备;日本环境法体系中不像中国那样需要用大量的行政规章做补充;日本地方环境立法的作用比中国更大。在环境法实施机制方面,中日之间的差异是行政指导在环境管理中的地位不同、地方环境自治团体管理者的法律授权大小不同、环境司法的作用不同、公众的推动作用不同。

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面向:实践逻辑与理论争论

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推进职能整合、机构隶属关系和干部人事管理权限调整等多维改革,以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属地层次、次国家层次和国家层次探索了环境大部门制、省以下“垂改”试点、区域和流域环保机构设置以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环境大部门制和综合执法改革等横向职能整合具有高度的共识;“垂改”试点和生态环保督察等纵向权力结构调整则存在内在机理和有效性争论。这些探索预示着新时代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既需要秉持制度有效性超越制度理想性的标准,又需要通过更多的效果诊断性评估和深度案例追踪作为循证基础以审视和探索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优化路径。

我国公共利益举报的制度现状与建构路径——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启示

公共利益举报制度是社会风险发现机制和发现能力的关键一环,更是构建重大社会风险防控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现行的举报规定散见于各行业的法律法规中,且主要针对私益举报进行规定和制度设计,已经与公共利益举报的制度需求不相匹配。2019年国务院提出要在我国建立吹哨人即公共利益举报制度,如何立法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邻国日本于2004年颁布了《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并于2020年进行了修订,十几年来日本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运行效果良好,对我国启示良多。我国应对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进行专门立法,明确保护主体和保护范围以保护正当公共利益举报行为,设置阶梯式举报程序并应在大型机构内部建立举报机制,明确举报受理机关以强化运行权威性,强化公共利益举报者保护并减轻其责任,明确对报复行为的罚则以强化对公共利益举报者的保护。

对河长制湖长制下推进江苏生态环保执法机制改革的思考

针对河长制湖长制着眼生态河湖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和制度耦合方面的失衡之处,要树立更长远、稳定的发展战略,完善配套制度。要全面推进水利综合执法,厘清改革后的制度脉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助力江苏省水利现代化建设。

论国家对珍贵文物的优先购买权

《文物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国家对珍贵文物的优先购买权具有诸多特殊性。该权利产生于文物行政部门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指定行为生效之时。该权利的享有主体是国家,由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代表国家行使。该权利仅适用于珍贵文物被拍卖的场合,其行使程序不同于在因强制执行而实施的拍卖中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程序。该权利行使的最终效果是国家优先于第三人取得珍贵文物的所有权,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则取得占有、使用以及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收益、处分的权利。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法律规制

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存在分类混乱、资金匮乏、管理体系不明、人员缺乏、风险巨大等发展困境,迫切需要法律规制和引导。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针对上述问题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作出了相应规范,但在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称谓、分类、监管和法律责任方面仍略显不足。可以考虑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界定、分类标准、准入、管理等作系统规定,并完善相应配套法规。

构建有效率的破产制度

一个有效的破产制度能够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拯救企业的使命,它能够促进企业融资,改善公司治理、清算低效率企业并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破产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从总体经济绩效来看,它没有在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上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中国的破产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既有破产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也有执行中的问题。中国在破产制度的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其它转轨国家,这既使我们能够借鉴其他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少走弯路,又对加快我国破产制度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物权法》与保障民生

作为一部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法律,《物权法》做了若干保障民生的制度创新。落实《物权法》,应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如《征收征用法》、《住宅法》等,明确和细化《物权法》的有关原则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