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贷”刑事案件罪名认定困境及其应对研究

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套路贷”的明确规定,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它只是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新型“侵财类”犯罪行为特征的概括性评价,如何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合理界定和有效规制仍处于初期研讨阶段。“套路贷”犯罪往往与涉黑犯罪交织,具有罪名基本固定、犯罪行为手段多样、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对“套路贷”刑事案件司法认定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罪与非罪、罪名认定、财产认定和依法打击等方面。通过对近两年“套路贷”犯罪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对司法适用过程中罪与非罪、罪名认定、犯罪数额认定提出对策建议。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裁判思路研究

民间借贷在我国已逐步独立发展为一项重要的融资渠道,在便利融资的同时也为司法裁判带来了棘手问题。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现总量大且不断增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区域和类型集中、虚假诉讼频发、高息隐蔽性增强且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突出等特征。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裁判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严格审查合同效力、审慎突破合同相对性、依法处理虚假诉讼以及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等基本原则。针对仅存在银行转账凭证的情况,应推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针对虚伪意思表示的民间借贷,应在司法主动审查交易模式的情况下确立权利义务关系;对于结算型借款协议,应当认定双方往来款项作为印证债权凭证的证据;法定代表人以企业法人名义对外借贷的情形,应当审查款项的实际用途以确定还款责任主体;对于夫妻一方对外借款的还款主体认定问题,应从日常经验法则出发认定借款用途进而认定还款责任主体;当民间借贷涉刑事犯罪时,该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应依债权人的主张原则上认定有效。

民间借贷涉以虚拟货币抵债纠纷的司法裁判路径研究

在以虚拟货币为标的物的民事纠纷中,由于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的不足以及对虚拟货币属性认定的不统一,我国的这类民事裁判存在较明显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但为了更好地规范这类行为,也不可否认虚拟货币是需要法律规制的新型财产性利益。为了与我国趋严的虚拟货币监管政策导向一致,可以认定虚拟货币抵债为违反公序良俗的交易行为,交易后的法律责任根据借贷双方的过错,妥当适用法律各自承担。

我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制的演进、评析与优化路径

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使法律对其核心要素——利率进行规制。1991年和2015年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民法典》及2020年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制在自由放任、管控、适度放开与再度收紧之间徘徊。在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制的制度演进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演进各阶段进行评析,总结利率规制反复与回归的态势,以及利率规制伴随着打击高利贷制止犯罪的特点,进而指出利率规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利率规制难以适应民间借贷负外部性可能引发的公共风险;政府监管部门对利率规制的态度摇摆与暧昧;司法对利率规制的效果仍有待提升等。为此,应当转变利率规制理念,树立“疏”主“禁”辅的理念;建立健全放贷人制度规则,平衡借贷双方权益;探索制定民间借贷利率分类动态指引,提升司法治理效果;引入激励相容法律规制,创新民间借贷监管模式。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共通性——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的分析

环境损害案件呈现出公益与私益相互交织的复合性特征,在此情形下同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将不可避免,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在诉讼请求、事实认定、证据证明等方面存在共通性,这一共通性可在避免矛盾裁判、提升诉讼效率、实现攻防平衡等方面发挥重要程序功能。我国现行相关司法解释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共通性方面存在缺陷,有必要在今后的修正与完善中对该缺陷予以修复,以有效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二者间的制度衔接。

民法体系视角下《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的释意——兼论买卖合同担保入民法典

在缺乏共识的时代,《合同法》《物权法》《破产法》等是《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解释的基础。基于此,第24条第1款中"买卖合同"应为有效的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担保"则为备案登记担保。第24条第2款中"申请拍卖"是法律引导当事人在价值评估清算的基础上可以选择实现担保的方式。就此,《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所涉买卖合同担保应定位为一种正在向法定担保物权过渡的担保方式,出借人就拍卖所得享有的优先受偿权限于一般债权,但在破产程序中并不享有别除权,其效力弱于典型担保。该释义路径不仅与最高人民法院第72号指导性案例具有一致性,也契合法定担保物权之体系,有助于破除司法解释"立法化"悖论,为其融入民法典提供可取的路径。民法典物权编应将买卖合同担保融入法定担保物权体系之中。

论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规则——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两次修订展开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连续两次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不同的时间效力规则对利率标准的确定产生实质性变化。从生效时间和溯及力基准时两个角度观察,我国现行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并不清晰,生效时间虽被普遍认定为施行时,却存在与发布时间无法合理衔接的问题;溯及力基准时更有法律事实发生时、案件受理时、案件审结时、司法解释生效时等多种确定模式。对比法律的时间效力规则可以看出,司法解释在时间效力规则上的混乱是因为无法准确定位其属性,如果定位为“准法律”就应当明确区分发布时间与施行时间,构建清晰的溯及力条款;如果定位为“法律解释”则无需专门设定实施日期,公布日即可视为生效日,面对未来的诉讼统一发挥效力。以此评价《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两次修订的时间效力规则,虽然具有维护交易预期和秩序稳定等作用,但却未必符合打击高利贷化解融资难的设立初衷。只要司法解释的属性中依然保留“准法律”色彩,其时间效力规则的混同和矛盾就将长期存在。

论利息给付中的民法自然债及其处理

2015年《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利息之债采取了多元化定性及处理,除无效债、完全债以外,尚有易受忽略的自然债。自然债是符合一般道德观念要求的法律没有强制力但维护其自愿履行后果,故给付人不得请求返还,受领人有权受领并保有给付的债,它也是民法上债的有机组成部分。利息给付之债的民法规制为自然债保留了空间,自然债主要存在于民间借贷多种情况下的利息给付中。新司法解释的规定无疑会使民法自然债这一独特范畴彰显其存在价值。

我国司法干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负面效应之纾解路径

民间借贷利率因涉及信用和影响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偏好多聚焦于对利率的限制,而利率的频繁变动又会动摇经济秩序。我国采用司法干预民间借贷利率的模式,而司法干预的程度又受制于国家金融利率政策的调整,以致出现了司法干预与行政管理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双重调整。这种调整加剧了金融机构及其他金融组织的困惑和学界的分歧,也带来了司法实践适用的不一,从而影响类案同判的司法要求与裁判的稳定性。洞察国家司法干预利率的变迁历史和模式样态,发现我国司法干预民间借贷利率的目的以及利率计算方法调整与政策变动间的内在关联。出于保护资金安全和应对规定变化带来的困惑的目的,我国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在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作为常态调整方式的前提下,采用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加固定上限的司法干预模式可以纾解由民间利率上限调整所造成的利益失衡,以降低适用新规溢出的负面效应,消解司法频繁干预给借贷秩序带来的不可预期性。

论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的现实路径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它是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也是经世济民、治国理政的重器。民法典的颁布必将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全面实施民法典,需要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做好新旧法律之间的相互衔接,应加强相关法律的立改废工作,同时应当将立法解释作为民法典规则补充、更新、解释、完善的重要手段。还必须强化依法行政以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也应当加强司法解释的清理和制定工作。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意义与确认路径——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私法性指导性案例为研究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确立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由于该规定相关内容的模糊性,产生了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指导性案例与英美法系判例法是否存在相同的裁判逻辑与法律效力,进而指导性案例是否具有法源意义;二是指导性案例的功能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是应该重视从法解释学层面去理解。建议以民法解释学为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私法性指导性案例进行梳理和剖析,明确私法性指导性案例具有确认和发现法规则的功能和价值。从"法与法律区别"的自然法观视角,认为私法性指导性案例所确认和发现的法规则在我国当代具有私法法源意义。最后,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方面,提出私法性指导性案例确认和发现的法规则的法源地位确认路径和具体建议。

论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定位与司法适用

精神损害表现为被侵权人所产生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压力,具有不可度量性、主观感受性、不可逆性和附属性等特征。在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功能、惩戒功能和补充功能。现行国家赔偿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内容,但法律本身并未将精神损害及其赔偿界定清晰。欲发挥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作用,需要借助相关的私法资源,并结合国家赔偿法整体结构,尽快出台可行的相关司法解释,从而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的侵权情形、精神损害、严重后果以及抚慰金性质。同时,可期待的司法解释还应规定确定抚慰金的参照因素,甚至制定抚慰金指导表,以便更好地指引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司法实践。

司法解释与立法的耦合:中国国际私法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

司法解释在理论上与立法同属中国国际私法的法源,从制度设计上讲,两者本应处于互动与耦合状态,然而,长期以来,部分司法解释超越立法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拟就导致部分涉及国际私法内容的司法解释与现行立法"脱耦"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作一学理分析,提出若干值得反思的问题,并就促进两者的耦合,进而推动中国国际私法的和谐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套路贷”案件司法认定的疑难问题分析--以苏州市为样本

“套路贷”案件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财型犯罪,其不仅会侵害被害人的财产、人身权利,也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管理秩序。实践中对“套路贷”案件的入罪标准、罪名适用、罪数评价、犯罪金额的认定等存在争议。在入罪标准上,应坚持罪刑法定主义,不能将“套路贷”当作独立的犯罪构成,也不能唯客观主义论。在罪名适用上,应把握公平交易、诚信交易的合同制度,正确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着眼于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用以区分敲诈勒索罪与“胁迫性”抢劫罪。对寻衅滋事罪要严格解释,也必须重视虚假诉讼罪的认定。在罪数评价上,应坚持数罪并罚。在数额认定上,应当予以整体否定性评价。

《民法典》视角下意思自治原则与司法抑制现实之间的张力——以民间借贷利率司法规制为线索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融资活动,在激活民间资金、发展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高利贷""套路贷"等违法借贷现象滋生背景下,作为"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给出了关键性指导意见,明确禁止高利放贷,为司法机关审理高利贷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仍需明确"高利贷"的界定方式。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受金融监管机关对民间借贷的抑制思维影响,没有及时转变对民间借贷的司法抑制理念,甚至在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等问题上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和司法审判周期性的特征。审判职能是司法权最根本的职能,司法机关应当保持其独立性和中立性,遵循《民法典》"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保护合同和约定的借贷利率有效性。此外,其他公权力机关对企业间民间借贷问题保持"竞争中立",给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适当松绑,促进民间借贷市场实现良性发展。

民商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模式探讨——以民间借贷解释为视角

我国民商事司法解释采取"生效后新受理案件适用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模式,这样的模式一方面有其创新性,但另一方面也有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之嫌。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研究民商事司法解释溯及力提供了最新例证。文章通过评析学界各种法学理论的原理,明确了民商事司法解释溯及力所应采取的原则及例外,并为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提供了改进建议。

WTO与中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

法律全球化的趋势及我国入世时的承诺要求我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必须与WTO规则相衔接。由于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严重滞后于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再加上目前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私法的立法问题,因此在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司法解释处于独特的地位。本文在对我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的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建议。

论“以房抵债”协议的法律性质——兼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

民间借贷中,当事人往往签订"以房抵债"协议作为借贷合同的担保。这类担保性合同既不是附解除条件的买卖合同,也不是代物清偿预约,更不是让与担保或后让与担保,而是一种不同于让与担保的非典型担保。《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跳过了该种合同性质的认定,直接规定处理办法,缺乏理论上依据。另一方面,其第二款的规定没有赋予贷款人优先受偿权,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应当予以修正。

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款合同的解释和效力——基于裁判分歧的展开

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款合同的案件很早便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相关司法解释仅对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案件做出了规定,未对买卖合同效力案件和其他案件类型做出明确规定,实际上回避了一些颇具争议的理论问题。在对以房屋买卖合同担保借款合同案件裁判分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得出在现行法下应当区分两种案件类型:对于实质上的不动产让与担保应当至少承认其债权性质的担保效力;对于形式上的不动产让与担保,应当解释为未登记的不动产抵押,仅具有债权性质的担保效力。

论民间借贷中借贷事实的认定

民间借贷纠纷作为当前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最多的案件之一,其在事实认定层面上常面临难题。如民间借贷纠纷中刑民交叉问题、实际借款金额的认定、利息约定不明确、虚假诉讼频发等。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法官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提供了一定的指引,但对于实务中类型复杂的民间借贷仍无法全面妥善解决。通过归纳民间借贷事实认定的常见问题和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规则,以期探索民间借贷中事实认定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