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ical Data” —— and a Discussion on “The Law of Quan-ma and Gui-mei” i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both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ical Data” are traditional in methodology and they both deserve being treasured, passed on, and further developed. It will certainly do harm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if any of the two methods is given unreasonable priority. The author claims that the best or one of the best methodologies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henc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uble-proof Method”. Meanwhile, this essay is also an attempt to put forward “The Law of Quan-ma and Gui-mei” i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n whi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not advisable to either treat Gui-mei as Quan-ma or vice versa in linguistic research. It is crucial for us to respect always the language facts first,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very soul of linguistics.

“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方法论内涵及其意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核,“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大理论创新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方法论内涵,其中包括历史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和创新思维方法四个维度,对这四个维度的哲学方法论进行分析是我们深入研究“第二个结合”的基础,同时也是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并保证推进方向始终正确的依据所在。并且,“第二个结合”具有突出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它从现实性出发巩固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从矛盾分析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从总体性出发实现了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历史观和文明观,它们彼此关联,构成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它蕴含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倡导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反对形而上学的“为整体而整体”;它蕴含的方法论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守正和创新相统一,体现着新时代的辩证思维方法,反对“外部反思”和教条主义;它蕴含的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和以人民利益为准绳的价值标准,反对“以资本为中心”;它蕴含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具有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反对“历史终结论”;它蕴含的文明观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强调包容互鉴、平等互惠、和而不同,反对“文明冲突论”和“西方中心论”。

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和方法论反思

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艺术史研究,发端于海外博物馆鉴藏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起步探索期到二战后的发展鼎盛期再到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时期,历经艺术史的学科危机和新旧艺术史的分野,多元开放的艺术史格局逐渐形成。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从风格分析、图像阐释、原境分析到艺术社会史,生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自21世纪以来,跨文化、空间转向、全球艺术史与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出现。本文回溯了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发展分期和方法论的演变,旨在从学理层面宏观把握其脉络走向,为当下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本土艺术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方法论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唯物史观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国情演变的深刻互动性,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有机统一生命体,不可逆转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创性命题和标识性话语,丰富并创新了“中国国情”的思想内涵与话语表达,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哲学基础。该命题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前提性要素的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力性规律的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性功能的展现,以及给定性与选择性方法论精髓的吸取,充分彰显了唯物史观的当代生命力。基于唯物史观“前提-动力-结构-方法”的四维阐释,构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命题的唯物史观基础及其叙事逻辑,有利于进一步树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国情观,增进“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和“以中国为方法”的视阈融合,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自信与实践自觉,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自主话语体系创新的唯物史观智慧。

风格、画意与画史重构——高居翰与中国艺术史研究

高居翰是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先驱,他以“风格即观念”的假设为基础,将艺术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融为一体,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他强调“视觉命题”,主张以图像材料分析为中心,并通过对晚明绘画的深入研究,重构了17世纪中国绘画史,挑战了传统绘画史的局限。高居翰还将艺术置于社会史的框架之中,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来审视艺术风格的生成机制,拓展了艺术社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他的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范围,也为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史学迥异的理论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意蕴和方法论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探索中取得的伟大成果,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规律、遵循系统优化的原理以及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自信自立彰显中国特色、坚持守正创新坚守民族底蕴、坚持问题导向解决时代问题、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协调发展、坚持胸怀天下贡献中国智慧,使中国式现代化展现蓬勃生机、行稳致远发展。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不仅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构成方面,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从而表现出对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高度理论自觉,而且实际地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辩证法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民本思想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和改造,从而多方面地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电影学派的学理性:从方法、电影史经验到观念性实体

建设中国电影学派已成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当务之急是下沉到具体的学派建设中,从微观的方法论、中观的知识体系、宏观的思想体系增强学派建设的学理性。在以上三个层面中,与微观方法论的选取、中观知识体系的建构相比,宏观的思想体系建设应当优先;在宏观的思想体系建设中,关于电影本质的观念性实体建设应当优先。这种“由上而下”的生成方式,是由电影归属人文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当中国电影学派具备了充分的学理性,取得了富有创造力的理论成果,也就自然而然地发挥了其彰显民族身份的学派建设的意识形态功能。

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集,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常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然而两书之关联,不限于分别承担小说史料和小说史论之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小说旧闻钞》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与《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与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也成为一种方法。《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出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借鉴、继承与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南北传统与西南民族史研究再思考

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出“北重南轻”“北多南少”的特点。这固然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多寡有关,但民族史研究的知识生产也与对多民族语言文献挖掘的广度与深度、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及不同学术思想的激荡紧密相关。比较、总结和借鉴南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路径,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一些可能性。既要批判性地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扩大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又要加强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培养掌握民族语言文字的学者并加强多语种文献材料的利用,这是西南民族史突破的重要一环。

历史的终结

如果对当前最前沿的哲学争论完全不了解,对相关经验数据或科学数据所知甚少,甚或一无所知,如此形成的哲学主张应该获得多少可信度呢?极少或完全没有。然而,当我们研究哲学史时,我们却给予这些历史性的哲学主张很高的可信度。哲学史的研究无益于哲学。如果哲学有认知目标,那么从事哲学史研究会使其受挫。因为我们极少有理由认为,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提出的主张,能够经受今天的严格审查。

中国目录学的提要方法论

[目的 /意义]中国目录学提要所反映的方法论内涵,是中国目录学的一大优良传统。提要的有无决定着目录的质量,提要的体例彰显了目录学多元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方法 /过程]从提要的全面揭示与部分揭示、主观反映与客观反映、认识广度和认识深度、立足学术与承载文化等角度对中国目录学的提要方法论展开解析,以期为现代中国目录学提要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结果 /结论 ]现代目录学应重新审视提要编撰方法论的优良传统,坚持以系统观为指导的提要编撰原则,探寻中国目录学提要的规范表达方式,树立新时代背景下目录学“大提要”观。

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发展综述

以第四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对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基于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建构了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的论述框架,并简述其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对口述史在两种不同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发展情况、各自的特点及整体方法应用上的注意事项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后续该方法在建筑学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人类世科学与中国史研究

21世纪以来,“人类世”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和国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广泛关注的前沿科学领域。但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史学科在该领域的话语较为孱弱,直接以此为主题展开的知识生产也相对稀薄。中国史学者参与人类世研究既可为更加整全地理解人类世科学提供助益,也会反哺中国史学自身成长。在本体论层面,大气、水、生物、岩石等与人类世密切关联的地球圈层和中国历史过程存有相关性,这提示着我们历史的主体并不单一;在认识论层面,在人类世概念框架下,集矢于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与地球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反馈,人类世将不再仅是中国史研究可有可无的背景板;在方法论层面,人类世这一新路标会指引中国史学科与地球系统科学等自然科学加强合作,为中国史学提供理论方法上的启迪。

辩证思维与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的新世界观

为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必要认真研究习近平对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所作的多次引用和阐发。本文以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为例展开讨论。人们误读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二章开头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把它与恩格斯对宗教世界观的发展的论述分离开来。通读《费尔巴哈论》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其中批判的不仅是哲学世界观,而且是宗教世界观、伦理学世界观等一切作为意识形态的旧的世界观。作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是唯物史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们的理论工作并不是面向哲学家的,而是面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人民群众未必懂哲学,他们主要受宗教的影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世界观的批判和超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丝毫不亚于他们对哲学世界观的批判和超越。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应当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发展形态,而不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直接等同起来。

中国力学史与方法论研究二十年回顾——纪念中国力学学会力学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成立20周年

中国力学学会力学史与方法论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03年8月,它是我国以力学史与方法论研究为主旨的学术团体。时值该专业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际,本文回顾了其创建及20年来的发展历程,对历届专业委员会的组成、主办的系列学术会议情况,以及其在学会活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唐前孟学史》“史笔”探析

孟子学说及相关历史传承历来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使其存在细节深入而系统性不足的弊端,而《唐前孟学史》运用恢弘“史笔”,全面梳理孟学九百余年发展脉络,以宽广时间跨度及相关认知来促成宏大学术史观,同时继承史家实录与批判精神,改进以往学术研究思路以实现创新。作者以“史笔”为基础深入考据文献典籍及其内涵,逐步确立孟学之根本并将其与后世著述及学者勾连,两相配合理清孟学历史发展轨迹。同时,此书在主干之外又横向延展,广泛关涉历代不同门类和流派之学说,并始终联系孟子之学的地位变化与社会影响。作为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立体化“新子学”研究成果,此书将为未来孟学研究的深化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全新研究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意蕴和实践路径初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定性在于坚持对世界现代化规律的遵循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特殊性在于依据中国具体国情创新出了独特的发展方式,从而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超越,实现了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守正创新。中国坚持遵循发展规律和着眼远大理想相结合、坚持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守正优秀成果和创新发展方式相结合等实践方法论,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现代化不断推进,其哲学意蕴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论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目的/意义]情报工作面临新需求、新任务,中国情报学亟待确立一个目标明确、贴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方法/过程]首先,对情报学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其次,知史以明鉴,梳理自商周以来的中国情报学发展史;其后,以情报流程为基础,构建中国情报学学科内容框架;第四,分别就中国情报学五大分支学科进行论述;第五,论述中国情报学八大支撑理论,包括决策理论、竞争理论、博弈理论等;第六,从情报学方法论界定、方法论选择标准及主要方法方面论述了中国情报学方法论。[结果/结论]至此,一个完整的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框架及研究内容呈现无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情报学未来发展方向,包括制定国家情报发展战略、实行一体化的国家情报工作体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