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苏长公外纪》版本源流考

《苏长公外纪》是王世贞编纂的关于苏轼事迹的资料汇编,涵盖其文谈、诗话、行状等,其中所载史料对研究苏轼具有重要价值,且对《百斛明珠》《玉局文》等亡佚之书起到辑佚作用,又能够厘正四库本《说郛》、乾隆三十七年(1772)本《蛩溪诗话》之异文,校勘价值亦不容忽视。万历九年(1581),王世贞曾期望徐孟孺刊梓,实际是否刻梓未可知,但确曾成书,凡十卷,今佚。后经璩之璞、汪廷讷与杨益豫等多次校刊,得广其传。现有十六卷本、十二卷本与十五卷本三个系统,十六卷本删减较多,质量不佳。万历二十三年(1595)燕石斋本为今存最早的十二卷本,由璩之璞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借得抄本,增删校勘,次年刊行。万历二十四年(1596),汪廷讷覆刻燕石斋本,更“璩之璞校定”为“汪廷讷校定”。崇祯二年(1629),陈之伸以燕石斋本为底本刊入《宋四大家外纪》中,增删调整,成十五卷,虽有正误之功,但内容删减不少。清末杨益豫以汪刻本为底本进行校刊,虽校正燕石斋本,新讹误亦有不少。总体来看,燕石斋本问世较早,且质量最佳,次为清刻本,他本又在清刻本之下。

南京图书馆藏清刻孤本《花历百咏》考论

清刻本《花历百咏》并未失传,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海内孤本。南图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能够订正此书和刻本的许多讹误。此外,南图本保留了被和刻本删除的六篇序跋,考察这些序跋,对了解作者翁长祚其人交游、《花历百咏》的成书过程及刊刻动机具有重要意义。南图本系由泽存书库主人陈群采购于民间,但并未受到重视。此书为闽人翁长祚仅存于世的别集,对于了解清代闽地物产、气候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研究。

敦煌出雕版墨印填色版画刍议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美术品中有一定数量的雕版印画,其中的几幅墨印填色者,以独存的填色《大悲救苦观音菩萨》色彩最为丰富和完整。敦煌填色版画是中国套色版画的先声,也是影响日本浮世绘的中国版画艺术渊源,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基于GIS的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GIS技术具有储存管理空间数据和分析表达空间信息的能力,将其引入古籍数字化建设中,不仅为古籍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同时也推动了GIS技术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应用。本文利用GIS技术,选取明代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本资源为对象,设计开发了一套“明代古籍版刻地理信息系统”。通过基于ArcGIS Engine 9.3的开发平台,使用C#语言在Visual Studio 2010环境下基于GIS的二次开发,建立明代古籍版刻信息数据库,实现对明代古籍版刻基本情况的空间分布和时空演变的展示。该系统同时能提供对明代古籍版刻信息的存储管理、检索查询和统计分析等功能。本研究从地理空间视角切入,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明代刻书的分布状况和刻书中心的时空演变,为研究明代古籍版本学、出版史和社会文化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视角。

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明修丛考——以《论语注疏解经》为中心

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经历了正德六年补版、正德十二年补版、正德十六年补版、嘉靖三年补版和嘉靖重校修补五次修版,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嘉靖重校修补。嘉靖重校修补不但大量更换原已破损的板片,而且对元十行本原版和正德年间的三次补版也进行了校对和修订,并由此在版式上作了更新和统一。嘉靖重校修补的时间介于嘉靖三年补版和李元阳刻本之间,李元阳刻本是以元刻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的。清阮元撰《论语注疏校勘记》和刊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解经》所依据的十行本是台湾"国图"所藏的元刻明正德修补本或类似此本者,其原文讹误与此有关。

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

周敦颐文集版本繁多,而极有价值的两部现存宋刻本却未获学界充分重视和利用。其价值重要者有二:一是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栻《太极图解》,为研究张栻的思想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二是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不仅可补一些文集之不足,而且对《全宋诗》和《全宋文》也有突出的补遗和校勘作用。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明代国子监刻书考略(上)——补版及新刻图书、底本及校勘问题

国子监刻书上起五代,下迄清朝,绵延千年而不绝。明代是国子监刻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国子监刻书史上颇具代表性。该文通过征文考献,系统考察了明代南、北二监的补版及新刻图书、底本及校勘、书工及刻工、版式行款、刻书经费、社会评价等诸多问题,较全面地展现了明代国子监刻书的风貌。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7卷,古今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北宋时刻印。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的传统方法,可得出确切结论:此本的刻印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年间中期,今存宋刻蜀本《李太白文集》的完本与残本在字体、行款、版式等方面均一样,当为同一版之书。但仍存一些无法解释之处。

严粲《诗缉》版本考

南宋学者严粲所著《诗缉》书成后,即于南宋淳祐戊申年(1248)刻板行世,其后各代皆有重刻。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此外还有味经堂刊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明祁氏淡生堂抄本、清李盛铎旧有清抄本等。本文着重考查《诗缉》现存的刻本。

静嘉堂所藏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的文献价值

《松乡先生文集》是元代文人任士林的别集,国内藏有九种版本,均为明清时期的刻本或抄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有元刊本,这是现存于世的最早的版本。该本曾经王闻远、金檀、汪文琛和汪士钟父子、郁松年、陆心源等著名藏书家辗转收藏,更显其弥足珍贵。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为研究任士林及元中期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文化活动,元中期江南士人对亡宋的复杂心态,以及元中期江浙地区道教的流传等问题,均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具有很高的文献校勘价值。该本刊刻于元顺帝至正四年。

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清刻本图书的价格与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法,对清刻本书名页上钤有的"木记"材料及清代前期、中期和晚期的清刻本书价进行分析,并对书价与物价、俸禄、工价、米价等进行比较,归结出清刻本图书价格在清代的总体走势。

《汉书》版本史考述

《汉书》因其成书年代久远,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体系。版本研究是《汉书》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运用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以传统版本学的研究为基础,考述《汉书》版本源流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汉书》的版本体系,对《汉书》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三题

依据可靠资料,经过缜密考证,对清初现身的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的源出、刊刻时间、两部传世刻本的差异上获得三点新见:一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源于作者孙樵的自编本,二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成于光宗绍熙年间,三是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传世的二部是初印与后印关系。

明代国子监刻书考略(下)——书工及刻工、版式行款、刻书经费、社会评价诸问题

国子监刻书上起五代,下迄清朝,绵延千年而不绝。明代是国子监刻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国子监刻书史上颇具代表性。该文通过征文考献,系统考察了明代南、北二监的补版及新刻图书、底本及校勘、书工及刻工、版式行款、刻书经费、社会评价等诸多问题,较全面地展现了明代国子监刻书的风貌。

和刻本《授时历》底本及其日本注解书考述

《授时历》(1281)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历法,也是江户日本天文历学的基础,对日本传统数理科学产生巨大影响。《元史·历志》在日本不断被翻刻,是江户时代天文历算学者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出现大量的谚解、注解著述。这些著作是研究东亚传统科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但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调查和研究。通过对《授时历》和刻本的底本及其注解书的调查和考证,认为流传最广的宽文十二年梅花堂刻本是最早版本,其底本为明万历三十年国子监本,其他三个和刻本都是梅花堂本的转让版本。通过对日本各图书馆古籍检索调查,掌握了江户时代《授时历》注解文献86种及其收藏情况,并对这些著述进行分类叙要。

明刊本《蜀中广记》的文献价值

《蜀中广记》的明刊本是由曹学佺本人或其友人刊刻,反映了《蜀中广记》成书时的最初形态,因而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具体表现为:一是从所保存的两篇序文中可以了解曹学佺编撰时的心态、思想,提供了成书和流传的一些重要信息;二是对部分校定者姓名的存录,有助于我们探知其成书时的一些具体情况;三是对四库本缺漏和删改文献的保存,可以用来弥补及校勘四库本之失。

略论隋唐五代版本学的发展及其观念

版本学及其观念在隋唐五代有较大发展:隋朝开始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在古籍整理与版本复制方面卓有成效,尽管其时未出现相关的理论表述,但其时版本复制及有关处理方法,对唐代及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官修本上,影响更为明显。唐代图书版本形态虽仍以写本为主,却又出现了雕版印书。这一时期的书本用纸与装帧也表现出新的发展迹象:隋代在版本装帧上产生了分品装帧收藏方法;唐代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连脊装等比较先进的装帧式样;用纸方面唐代则出现了少量的皮纸写本。晚唐五代作为中国古代版本学又一重要发展时期,在版本学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监本《九经》的刻印和家本《九经》的刻印,以及诸如毋昭裔家刻诸史、贯休自刻文集等其他刻本,表明其时不但刻本范围有所扩大,且刻书机构也日臻完善。这些都为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确立准备了物质条件,亦对后来中国印刷史及版本学史均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