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UNESCO公约对文化财产非法流转的规制及其效力

为了使文化财产免于偷盗、非法挖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0年制定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该公约在防止文化财产非法流转的效力上存在缺陷,体现在出口许可证制度、偷盗或非法出口文化财产的进口限制、对善意购买人的补偿机制、危机条款、对经销商的管制程度等方面。1995年UNIDROIT公约弥补了1970年UNESCO公约的某些不足。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扩展了偷盗物的范围,非法挖掘的文物被视为偷盗物,并且公约对是否是审慎购买人设置了一定标准。

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国际接轨模式研究——以双循环新格局为背景

双循环新格局对中国航空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飞机项目的确立及C919的研发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产业取得了质的进步。航空产业作为高新技术领域的一项重要产业,理应是各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航空保险法治的完善可以为该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分析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发现,中国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的范围明显小于国际公约所作出的规定,且存在航空母法有待完善、仅规定地面第三人责任险、责任险立法缺失等不足。国际法因为其形成过程的国际交融性特点,更容易反映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因而具有可被吸收和借鉴的特殊意义。鉴于此,中国的相关立法可以在完善相关法律规制、明确责任保险最低限额、保障被保险人权利的模式下进行同国际接轨的探索。

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立法的新发展与启示

为建立高标准的航空旅客保护机制,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从沟通、航班延误、航班取消、航班拒载、停机坪延误等方面为承运人设定了严格义务,并通过设定给予旅客待遇标准和最低赔偿标准来确保旅客获得明确、一致的权利保护。《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对承运人义务类别的精细设定体现出强化旅客权益保护的立法趋势,然而,对国际航班延误的索赔规定涉嫌违反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排他适用性。中国航空旅客权益保护立法应批判地借鉴《航空旅客保护条例》的经验,一方面,应避免对国际航班适用航班延误赔偿责任违反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承运人的告知义务、细化免责事由、明确国内航班延误情形下的赔偿责任等措施来提高航空旅客的权益保护水平。

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探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在影响全球每个角落和每个群体,特别是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社会最脆弱群体。基于人权的方法将人权作为核心和指导原则,以确保人的尊严、平等和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将基于人权的方法运用于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够实现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促进人权的实现相统一。被视为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通过的关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里程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其框架执行需要基于人权的方法。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督促企业开展人权尽责以及促进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方法,共同构成了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基本范式,亦是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最佳实施路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

【目的】探索以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宗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创新解决方案,为进一步应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提升生物多样性提供指导建议。【方法】通过论述NbS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管理生产性土地等3个维度提出NbS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推动主流化的具体途径和实践案例。【结果】NbS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前提,强调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链接多个社会挑战,可以将生物多样性带入经济、社会等领域目标和主流化政策中,跳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被边缘化的困境,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被更广泛的群体认知,并动员金融、商业及社会力量投入大规模NbS行动中。【结论】NbS的推广应用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农业、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健康、城乡发展规划等多个领域的主流化,加快可持续转型进程。因此,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义、焦点与本土规范回应

广受瞩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如期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为未来指引、规导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纲领性和标志性文件,该框架属国际软法但具备较高约束力、较强执行力和较大影响力,并确证“公约+议定书+框架”生物多样性新型国际法体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一主五配”、平行并列与交织共存的样貌,不仅于结构与要素方面出现变化,还在治理的理念、一揽子形式、基线制逻辑和高相关内容等方面呈现创新,其焦点集中于配套决定,对监测框架、履约资金和能力建设等问题施予关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施行需要规划、政策、法律等助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修订更新、具体行动目标履践和特定议题规范准备以实现本土规范回应。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62项决定,特别是达成了以变革理论为基础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该文就《昆蒙框架》的三个核心目标--保护地“3030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解读,对保障《昆蒙框架》落地的相关决议进行简要介绍,并就我国未来的保护行动提出了相关建议:(1)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2)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并落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和具体措施;(3)根据框架目标的监测要求,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4)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5)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蒙特利尔公约》的国内化与适用:问题与出路

作为条约取得国内法律效力的过程,条约国内化是条约国内适用的前提。私法条约的国内化与国内适用路径宜以其国内化后的国内适用方式对国家、法人和自然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可能性为标准,以结果为导向进行个案研判确定。私法条约在我国国内的适用目前有两种路径:因《民法典》未接受《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一般性私法条约进入了灵活适用的时代,但灵活适用的规则尚付阙如;航空等私法条约的适用仍循《民法通则》模式,即国内法媒介条款引致的间接适用模式。《蒙特利尔公约》的纳入与国内法媒介条款引致的间接适用模式导致其适用机会小于预期,影响了华沙体系文件现代化的效果,使法官寻法困难与释法错误可能增加,法律适用的多重矛盾难以释明。以纳入方式国内化的条约,并不意味着不能再以转化方式赋予其国内法的效力。《蒙特利尔公约》如果采取转化的国内化模式与冲突规范引致的间接适用模式,具有更优的条约实施效果,并可促进《民用航空法》承运人责任制度的现代化。《蒙特利尔公约》的国内化与转化过程对未来我国其他条约的国内化与国内适用模式的确定具有示范意义。

《民用航空法》修改视域下《蒙特利尔公约》的转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民用航空法》”)的修改需要考虑对已被我国批准的《蒙特利尔公约》(以下简称“MC1999”)的吸收问题,通过转化的方式而不是规则移植的方式吸收MC1999是恰当的方法。《民用航空法》与MC1999具有共同的历史法源和制度亲和性,MC1999转化为《民用航空法》的相关制度,具有实践和理论准备,使其转化具备了可行性。MC1999的转化需衔接《民用航空法》的修订与现有法律体系,对MC1999的漏洞进行必要的补充,消除中文作准文本错误,特别是消除因对华沙体系的误读而对MC1999理解产生的消极影响。未来修改后的《民用航空法》应当保障MC1999的强制适用;但对于不符合MC1999规定的国际航空运输,宜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同时,应当删除《民用航空法》第184条第1款关于条约优先适用的规定。在厘清国内与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差异与联系的基础上,可利用MC1999的转化适当改造国内与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双轨制,于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建立国际国内承运人的公平责任体系下的新的双轨制,促进航空业市场的公平与良性发展。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刍论

承运人责任问题是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规则的核心问题,其中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和归责原则是贯穿该问题的两条主线。为保护幼稚的民航业,1929年《华沙公约》确立了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民用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并规定了较低的赔偿责任限额。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华沙公约》的基础上全面提高了赔偿责任限额,引入了全新的严格责任制度、"双梯度责任制度"、建立了限额的定期审查机制,并首次规定了先行付款制度。将两个公约进行研究对比,可以对中国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的完善有所启示。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先行付款制度之检讨——以航空旅客运输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先行付款制度是作为调整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定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华沙公约体系现代化和一体化的创新因素之一。该制度在国际航空运输立法的新时期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对保护航空旅客运输事故中的受害者权益具有一定的法律作用。但是,该制度制定十多年来从理论到实践当中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具有软法性质,实则是一个空虚的法律架构,因而有必要对此制度做必要的考量和检讨,以利于我国正确运用和在国内法中加以合理规定。

《蒙特利尔公约》第五管辖权规则论析——以航空旅客运输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第五管辖权是作为调整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华沙公约体系进行现代化和一体化过程中的创新因素之一,其功能在于能够更加全面、公平地维护航空旅客运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体现该公约制定的宗旨和原则。借鉴第五管辖权的创新性规定及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有属性,我国在未来修订《民用航空法》时亦应适时加入相应条款。

国际航空仲裁制度研究——兼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4条

中国航空仲裁存在适用范围不一致、临时仲裁承认与执行不对等、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等问题。为健全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有效发挥航空仲裁的原本价值,中国应统一和明确航空仲裁的范围,以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为依托,以航空临时仲裁为试点,结合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和实践,以开放的姿态认可中国国内航空临时仲裁的合法性,实行航空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双轨制"。建议在初期通过一般性的仲裁机构解决争议,在中期倾向于航空临时仲裁,在后期提交专门的航空仲裁机构,从而分阶段、有重点和有秩序地推进中国航空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民用航空延误涉及的法律问题探究

有关航空延误问题,至今尚未出现明晰的定义和详细的规则。这种不确定性在实践中给问题的妥善解决带来了困惑和耽搁。国际航空运输中延误问题是一个需要国际合作的重大问题。《华沙公约》走出了第一步,让承运人承担责任,并对其进行规管。在新的世纪里,不断发展的国际航空产业要求为航空延误制定更详细的规则,这一要求从某种程度上也促成《蒙特利尔公约》的顺利通过。文章将主要依据1929年《华沙公约》的有关规定展开具体的讨论,为进一步改善因延误责任而产生的争端的最终解决提出建议。

民用航空运输中机长权力再探讨——兼谈机长与机上安保员的关系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民用航空运输安全形势,2014年,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获得通过,其中,对民用航空器上的机长权力以及机上安保员的法律地位进行了重新界定。通过对公约和议定书进行分析,指出机长与机上安保员的职责各有侧重,二者的关系既相互合作又相对独立。目前,中国关于机长权力以及航空安全员与空警法律地位虽有法律规定,但其法律等级较低,存在权力冲突的情况,因此,亟待完善中国相关立法,保障民用航空运输安全。

21世纪国际航空私法的新发展(下)——关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航空责任运输立法的评论与分析

作为华沙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一体化和现代化改革成果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正式生效和适用,它是国际航空运输责任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运用比较方法分析该公约与华沙体系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华沙责任规则的新发展,提出国际航空运输责任立法的重心已经从保护航空运输承运人利益转向加强保护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和赔偿责任的无限制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航空私法发展的普遍趋势。

对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若干修改意见——以国际民用航空安保条约为视角

围绕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从国际民用航空安保条约的角度出发,在深入分析国际条约对于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干扰行为的列举清单和管辖权的基础上,建议中国的新民航法应当在不同的条款中规定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国际罪行、普通刑事犯罪和行政违法行为;在专门条款中对涉外非法干扰行为的管辖权作出规定;并且根据民用航空安全的特殊需要,对航空器和机场内发生的非法干扰行为规定特别的行政处罚条款。

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之检讨与反思——纪念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实施10周年

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国际航空运输责任立法的新时期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对保护航空运输事故受害人权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2003年生效实施10年来,公约规定的责任保险的范围、投保的主体以及保险额的界定等问题在理解和运用上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实践构成极大羁绊,具有"软法"性质,实则是一个空虚的法律构架,容易造成"统一"的公约出现"非统一"的怪状。2013年正值公约实施1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该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以实现公约适用的统一价值和落实公约义务。鉴此,在修订中国《民用航空法》时,建议补充责任保险的内容,明确保险的范围、最低保险要求和违反保险要求时的制裁措施。

虚假信息威胁民航安全行为的刑法规制——以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为视角

飞行中的航空器具有速度快、风险高、易受干扰的特点,以虚假信息威胁航空器飞行安全,极易发生飞行事故。与一般公共场所的事故后果相比,散布虚假信息给民航飞行安全造成的后果更严重,所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适用难以达致立法的预期效果。为严密我国刑事法网、与国际公约相衔接,有必要具体考察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相关规定,应在厘清我国刑法条文与之对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创设"以虚假信息危及飞行安全罪",作为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之一。

马航MH370事件损害赔偿论

航空运输事故的赔偿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的损害赔偿更是如此。解决赔偿的基本法律依据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该公约对于乘客伤亡并没有规定一个最高的数额。诉讼时效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规定。113 100特别提款权虽然是固定不变的,但具体换算成人民币的数额,却因换算时间的不同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不是所有的空难事故的案件原告得到的赔偿额都很高,实际的情况是有高有低,取决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从航空事故理赔实践看,实际赔偿额远远高于法定数额。乘客因自己购买商业保险所得到的赔偿与承运人对乘客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完全不同的事,承运人的责任不因此而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