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左翼话语中的台湾地区革命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同胞命运的日益关切,内地报刊发表的涉台文章数量不断增多。这些文章不仅深度有明显提升,形式也更加多样,还出现了不少小说、话剧等体裁的作品。涉台的文学类作品,大多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背后还可见中共及左联的影响。中共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对台湾地区革命的关心,除了指导台共的成立,还体现在左联为首的左翼作家对台湾地区革命的书写上。内地左翼文坛以“阶级斗争”为基调,关注台湾地区工农阶级的命运前途,丰富了中国内地的涉台书写与关注视角。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内地左翼响应中共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淡化话语中的“阶级斗争”色彩,以“弱小民族”为话语桥梁,在阶级与民族之间架起了书写台湾地区革命的新空间。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美英日国家图书馆智库服务研究

国家图书馆智库作为国家发展和治理的重要支撑,其建设和发展应受到关注和重视。文章从机构概况、服务内容、服务成果三方面,详细介绍并对比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下议院图书馆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智库情况,并从人才队伍、组织结构、研究领域以及平台建设等方面,对我国国家图书馆智库建设和服务提出建议。

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法宝:统一战线——基于新四军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

作为华中抗战重要组成部分的苏北抗日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新军部的全面领导下开展的,在华中工作的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等高度关注并率先垂范,通过全方位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广大爱国开明士绅包括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展开多层次接触,积极聚拢各方爱国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身于全民族抗战之中,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抗战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四军统战工作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启迪与示范意义,至今仍值得新时代共产党人学习和发扬。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进行广泛的民众动员,以坚持平等促汉畲团结,以普及教育促畲民觉醒,以通俗化宣传促畲民奋战,激发了畲民英勇抗战的决心和行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对推动新时代各民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有一定的现实启示:必须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观念,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教育,掌握宣传主阵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

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的一部分。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与现实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观,制定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政策;在文化抗战的实践中,通过在各类教育中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教育,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以文学艺术的生动形象,讴歌抗战英雄,弘扬中华民族气节;颂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鞭挞汉奸的卖国罪行,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褒扬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勃兴,为中华民族精神即抗战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沃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引领了文化抗战的方向,中共成为铸造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导力量。

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的不法性及其责任追究

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不具备2001年《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规定下的受害国同意、不可抗力、危急情况之条件,因此不能免除国家行为的不法性;同时,以日本国内法为依据以及污水排海行为是东电公司的私人行为来免除国家责任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因此,日本在违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法的公约》具体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必须承担一定的国家责任与义务。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城市体育公园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美国、澳大利亚与日本城市体育公园建设实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城市体育公园实践在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参与建设主体、运行管理模式方面各具特色,对我国建设城市体育公园体系以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打造宜居宜业城市具有经验借鉴。我国应完善城市体育公园的配套政策,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权责;细化城市体育公园建设标准,提升城市体育公园可及性;丰富城市体育公园建设内容,建设生态城市体育公园;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公园建设,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模式。

《全民抗战》“信箱”栏目里的思想交流与抗战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民众所关心的内容是观察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面相。在《全民抗战》信箱栏,民众关注战时教育、职业教育、生活保障及兵役制度等问题,引起大量讨论。这种讨论是他们实践公平公主政治的一种形式,也体现了他们对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关怀,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种表现。信箱中讨论的内容折射出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是国民政府渐失民心的一个侧写。讨论的过程反映了民众对代表民众利益力量的信任。《全民抗战》的回信传播进步思想,动员民众抗战,帮助民众正确认识社会,引导民众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革命道路。

救济与集权: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战区中等学校安置述论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战事逐步扩大,战区中等学校师生纷纷向后方撤退。受战争环境影响,国民政府改变了以往主要由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办理中等教育的惯例,逐步介入到流亡师生的安置工作中。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对中等学校流亡师生的安置政策呈现出由局部救助到临时登记收容,再从设立临时中学到办理国立中学和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进行专门救助的发展轨迹。战争带来了中等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中央权力介入中等教育也由全面抗战初期的临时措施过渡为战时的制度常态。

美日欧政府发展人工智能的新举措及对我国的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器人、语言翻译、图像识别等领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正不断融入现代生活,并将逐步改变社会形态及产业发展模式。综观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其均在积极应对以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竞相将人工智能推向国家战略层面。本文分析了当前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近期的新举措,并讨论了我国的应对措施。

论桂林的抗战音乐活动

桂林的抗日战争音乐活动是中国抗战音乐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桂林文艺界的实施,对桂林抗战音乐运动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林音乐界的形成,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策略在桂林抗战音乐运动中的成功实施。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抗战烽烟中的《地理教学》

为了理清西北大学抗战时期科技期刊的办刊状况和发展脉络,对当时由北平师范大学所创办的并一度停刊后由西北联合大学(今西北大学)恢复出版的《地理教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尤其对其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内容特点、编辑处理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为发掘这一文化资源,开拓办刊思路和突出办刊特色提供借鉴。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

本文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政策。

抗战初期刘雪庵在武汉

1938年,刘雪庵在武汉从事音乐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刘雪庵积极的投身于音乐的抗日宣传活动中。文章论述了刘雪庵与《战歌》杂志,他参与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活动、他参与怒潮乐社等音乐团体的活动,他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与"三厅"的活动,刘雪庵在武汉的创作及影响以及刘雪庵的抗战音乐思想。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

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民族理论的争鸣,同时拓宽了民族史研究范围,一定程度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国防电影与左翼电影的内在承接关系——以1936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狼山喋血记》为例

1936年中国电影界兴起的国防电影运动,既可以看做是左翼电影在新时期的新面貌,也可以视为左翼电影的强行转型,二者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艺术成就的相对不足,无损于国防电影的伟大的贡献:从世界现代史的高度,培养了底层民众视角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