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创新与宇宙论:“(Neo-)Confucianism”一词早期的用法

宋代“道学”的成员,历代有不同的称呼,如中文“程朱学派”“理学家”“今儒”“新儒家”,或外文“Neo-Confucians”,但是都与“道学”原义有所不同。文章探讨西方“Confucian”“Confucianism”“Neoconfucian”“Neoconfucianism”等用语在17到19世纪文献的发展,包括其学术背景与原先的用意。这些用语大部分可以找出比目前所知更早的出处,有时候超过一百年。另外可以看到这些术语刚开始有着比较负面的涵义,而后来才成为正面的用语。同时可以从中探究欧洲学者从17到19世纪对宋明道学家的看法及其变化,以此反思这些用词在现代的意义与使用的恰当性。

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文化危机视野下的理学建构与道德实践--论朱熹“理”的本体化、伦理化和实践化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他在当时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背景下构建了庞大的理学体系。他通过理的本体化构建、理与德的一体化、理与治的统一性和理的格物致知等,阐释了“理”在物理世界和人伦世界的演化与呈现过程。他从道德本体论、道德原则、道德建设和道德修养四个维度,将“理”本体化、伦理化和实践化,在整个物理世界和人伦世界,建成了“理”所具有的系统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伦理逻辑体系与道德价值体系,并在传统社会实践中成为指导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对后世的文化发展和生活实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互连式硼烷neo-B_(20)H_(18)^(2-)同分异构体的构型稳定性研究

富硼化合物的构型稳定性研究对其应用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设计9个独立的neo-B20H182-同分异构体,应用密度泛函方法G96PW91方法,结合SHC基组,对其几何结构进行优化,获得总能和电子性质,区分了它们的稳定性差异,并与分子前沿轨道能差得到的稳定性结论一致。其中(ae1,e1a)-C2h、(e12,e22)-D2、(e12,e2a)-C1、(a2,e2)-C2v和(e12,e22)-C2h等5个同分异构体稳定性相当,均属稳定分子构型;(e12,e1e2)-C1和(e12,ae1)-C1稳定性相当,为较稳定的同分异构体;(e12,e12)-C2h和(e12,e12)-C2v的总能和互连能都与前7个相差很大,属不稳定的同分异构体。论文还就影响互连键强度和分子稳定性的因素进行了讨论。

“势中见理”--宋代交椅的风雅变迁

目的站在宋代设计思维方式的研究角度,以理势思想中的“势中见理”关系为研究脉络,对宋代交椅形制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探索传统思想下的宋代美学设计思维。同时为家具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方法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文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梳理了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以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为切入点,对宋代交椅形制进行了详尽研究;另一方面,从坐姿、礼制、架势、工巧的角度分析了交椅在使用、等级、表现、技法上所呈现的变迁之“势”。结论在文人士大夫自主意识较强的时代氛围下,统治阶级的观念、文人阶层的审美、市民群众的实用、梓人群体的技艺,四者结合构成了宋代交椅“经世致用”“托物言志”“道本器末”“尚巧达善”的审美造物思维方式。

助圣贤坯璞--朱熹童蒙教材对理学传播的意义

南宋教育家、思想家朱熹,编撰的数篇流传于世的童蒙读物在理学的建构、传播和发展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这些童蒙文本是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助力理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其内容兼具义理性、普及性和通俗化,其编撰为儿童和理学初学者提供了规范化的读本,有效发挥了理学文本的传播功能。朱熹的童蒙教材完善了朱熹理学著作体系的建构,在语言和内容上化繁为简,将晦涩深奥的内容简单通俗化。教育对象并不局限于儿童,理学入门学习也同样适用,使童蒙教材的传播更具广泛性。内容以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为主,充满理学色彩。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主题-情绪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

[目的/意义]准确把握舆情主题演化并有效感知网民情绪,进而监测舆情的演进态势,增强舆情危机预警能力,为舆情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方法/过程]针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舆情主题和网民情绪整体感知难度高,且缺乏溯源和交互分析的问题,在利用情感词典计算网民情绪和BERTopic模型挖掘网民评论主题的基础上,构建包含事件、评论、用户三类实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主题-情绪图谱,并采用Neo4j图数据库存储节点和关系,使用Cypher语言进行查询和可视呈现。[结果/结论]基于爬取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评论数据集,实现了主题-情绪图谱的设计与构建,可以有效应用于整体情绪感知、用户情绪溯源和主题情绪感知中,进而实现对舆情主题和网民情绪的交互分析,深入挖掘舆情中影响网民情绪的因素,为舆情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元而非二元的理学“性”论--论“气质之性”非“气质的性”

理学的“性”是本体化的概念,其“性”论解释了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的种种差别,不是狭义的人性论,而是其本体论之一部分。“气质之性”不是指气质本身的“性”,而是指本体意义的“天地之性”透过人物所禀的具体气质而在经验世界呈现出来的具体状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体用关系,而非并列的二元关系。

理学､士绅和社会--以明朝漳州学者陈真晟、林魁、黄道周等人理学践履为中心的考察

理学作为一套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文化思想体系,具有个体内省思辨和道德自觉的特性,同时也具有强烈干预外部世界的入世精神。作为特定时代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哲学体系,它由上而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士绅群体作为理学思想和观念的传习者,通过参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将理学思想和观念传播到地方社会,推动理学的社会化。漳州作为朱子过化之地,宋明时期理学勃兴,出现了大量的理学人才。以陈真晟、林魁、黄道周等士绅为代表的明朝闽中理学士人的理学践履,体现了理学､士绅和社会三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倡导和加强了对理学的致用与创新。

体认即反思

体认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主要是指由心灵自身所发动的、面对自身的活动。这种对自身的心灵活动便是现代哲学的反思。体认既是对天理的体合、实现心理合一,也是让本性澄明。理学家认为,自然的浊气遮蔽了天生的本性,而体认便是心灵对气质浑浊的心灵的活动,通过纯洁气质,让性澄明。心理合一也是本性澄明——理即性;对本性的觉察也是对自身身份的觉悟,形成主体——性即体。对性的认可便是对理的接受与遵循;体认天理的活动便是合“理”的超越性活动。

说“道学先生”:明代的道学群体人格及其转向

“道学先生”之名,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盛服先生”。道学先生是传统礼教的坚定维护者,是传统道德形塑而成的正面典范;道学先生又是不近人情之类已经固化的负面典范,甚至成为迂腐的代名词。明代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崛起,转而取代程朱理学。随之而来者,则是道学群体人格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道学先生不再形若土偶,而是不乏诗酒风流;道学先生的个人生活不再拘束严谨,而是转向活泼洒脱。更为甚者,道学先生不再是整日静坐于室的儒者,而是行游天下且颇具英雄气概的侠者。

从韩国儒学史的角度来看茶山道德情感论的意义--兼论朝鲜性理学“理的下向化”问题

作为韩国儒学派的重要人物,茶山丁若镛(1762—1836)虽然非常肯定朱子的地位,但却试图超越朱子,主张追溯孔孟儒学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儒学思想的本质。茶山以经验性的事例和经典文献为依据来论述性善说的实践可能性,试图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情感来寻找人的本质属性,这比一般性理学形而上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茶山的道德情感论将哲学的主题从"形而上"的领域转变到了日常的"生活世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道德世界。这与儒学的本旨并无大异,只是茶山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理想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这在朝鲜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先天学之自得,后天学之无奈--朱熹易学中的先天后天问题

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易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是分不开的。本文在有关朱子生平思想发展的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从先天后天问题的角度入手,讨论他关于先天后天问题的观点之演变过程,并对其得失作同情的了解和细致的分析。文章的结论是,作为一代易学大家,朱熹在先天学上多有领悟,而在后天学上却少有心得,并进一步讨论了朱熹易学的这一特点。

新“鹅湖之会”高端会讲--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交锋

公元1175年6月,在吕祖谦的周旋下,理学代表朱熹与心学代表陆九渊齐聚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会讲,希望消除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的隔阂与差异,求得一致,以共振圣人之学。然而,由于陆氏兄弟的自负,此次"会讲"非但没有调和朱陆矛盾,反而加剧了二者的矛盾。自此以后,理学与心学的异同便成了中国儒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直至当代,关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成就仍然引人瞩目,陆王心学的研究则是如火如荼,乍看似乎并驾齐驱、平分秋色,但就广度与热度而言,心学研究有时将理学研究囊括,成为儒学研究中最为亮眼的显学。正因为此,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异同似乎显得更加醒目,二者的关系似乎更加需有妥贴的安放,理学与心学的内蕴似乎更需要我们去探寻。有感于此,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邀请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等四位著名教授举办了会讲活动,由蔡方鹿教授、朱汉民教授主讲理学,由董平教授、吴震教授主讲心学,四位就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意蕴(主要观点和主张),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异同,如何评价外国学者对理学与心学的研究,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所蕴含的价值,研究理学与心学应注意的问题,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未来前景等展开论辩。四个小时的论辩,形式新颖,内容丰厚,思想深邃,兹将会讲内容原样陈述,希望能分享其中的乐趣与智慧,并对当下理学、心学研究产生某种积极效用。

“诗以道情性之正”--论宋代理学文学的情性观

"情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理学家借助于体用论的思维模式来阐释情与性的关系,并且通过"心统性情"说和"性体情用"说,将性与情统一于心,以此展开对"性"与"情"关系的讨论。他们认为诗可以咏歌情性,"道情"是诗歌艺术的美学本质。但这种情感在理论上还规范于"情"、"理"合一的中庸尺度之中,并且必须与言志结合。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身份重构--以“后殖民”理论为视角

全球化所导致的边缘化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这种边缘化既是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也是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这是后现代主义入侵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当全球化遭遇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这种强势文化类型时,其后现代主义特性也会发生形变,形成"全球本土化"这一奇特景观。"全球本土化"的语境存在于后现代,它从中国视角重构全球话语,选择"国学"复兴为方式,最终以新儒学建构的方式指向自身文化身份。虽然"国学热"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出发点,应和转型时期市民阶层的文化追求,但其体系性不明显,同时迫切追求文化身份认同的状态。但"国学热"推动了新儒学的重建,作为"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正逐步成为中国文化身份中主导性的话语力量。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中,新儒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也是重构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理学视野下的《尚书》诠释--论林之奇《尚书全解》的思想意义

林之奇《尚书全解》是第一部援《学》、《庸》和理学思想系统阐释《尚书》的著述,他极力反对象数学的诬妄,高扬了作者唯物及无神论精神。林氏激烈批判了王安石《新经尚书义》的穿凿附会,以经学为武器展开了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学的思想斗争。该书对其后《书》学研究有着引领和指示方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