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从重情形的理解与适用

2023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开始施行。该意见第10条规定的15种从重处罚情形可以分为造成了现实危害且对行为人现实危害存在重大过错、严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醉酒驾驶的同时存在其他严重情节、妨碍司法行为、惩戒后屡教不改的行为、其他从重情形等6种类别,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对每种情形的理解和适用,以此实现规范执法办案、正确定罪量刑。

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情节的发展与完善

醉驾在我国入刑后,其定罪的标准经历了从单一定罪情节到多元定罪情节的转变,主要包括血液中酒精含量、隔夜醉酒驾驶、醉酒后短距离挪车等方面。但是,对于该罪的定罪情节,尚未形成全国一致的明确标准,不利于该罪的司法实践统一。本文提出,可以在遵循抽象危险犯判断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统一该罪酒精含量、隔夜醉酒驾驶、醉酒挪车三项主要定罪情节的认定标准,以期统一该罪定罪情节的认定标准,发挥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由反证到解释:抽象危险反证理论的省思与匡正

抽象危险反证理论是一种旨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限缩抽象危险犯成立范围的理论。围绕该理论的争议必须在厘清相关学理知识的基础上方能得以澄清。抽象危险犯的不法内容是对于前置性集体法益与核心层个人法益的侵犯;抽象危险不具备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体系地位,不能被剥离出行为要素之外,因而其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反证方法的证否对象。反证方法的直接作用对象应由抽象危险转移到实行行为,即专注于对客观构成要件中实行行为的各具体要素进行实质意义上的目的性限缩解释。作为目的性限缩这一解释目标的实现方法,不仅依赖于克制型实质解释方法,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贯彻形式解释的方法。对于抽象危险犯的克制型实质解释,需要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对其抽象危险进行存在性判断,在违法性阶层根据《刑法》第13条但书,对其不法属性进行程度性判断。

刑事诉讼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认定研究

醉驾入刑对打击醉酒驾驶行为、维护公共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刑事诉讼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认定尚有困境,例如对于酒精测试结果效力存疑的问题、行为人特殊情况的应对难点以及孤证不立的情况。基于此,提出规范调查取证程序、强化人员组织工作及加强证据印证和补强等相应解决方案,促进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证据认定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基于单片机的电动汽车防酒驾系统

本设计是基于52单片机的电动汽车防止酒后驾车的系统,其中的基本功能有:酒精浓度检测、酒精浓度液晶显示、无线传输、限制行车、报警等。本系统由52单片机控制运行,酒精浓度检测任务由MQ-3酒精传感器完成,酒精检测后的浓度数值由NRF24L01无线芯片进行浓度数值的发送与接收,酒精浓度的数字信号转换成电压模拟信号的任务由ADC0809模块实现,浓度由LCD液晶屏显示,电动汽车模拟电机控制由L298N电机驱动进行驱动。当司机酒后想要行车时,系统会强制限制其行车,并响起警报,有效的起到防酒驾功能,设计更加具有人性化。

法教义学下“醉驾”定性困境之破解

"醉驾"行为应否一律定罪,成为"醉驾"入刑后自始广受争议的问题。然而,司法实践中具体个案的定性尴尬表明,"醉驾"一律定罪事实上是违反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错误做法。如此错误,缘于过分强调分则个罪条款之适用同时,忽视了总则之地位及其与分则之内在联系,继而使得"醉驾"定性适用法律并不完整。完整的法律适用,需基于法教义学而认清刑法分则罪名条文规定的规范实质及其与刑法总则的内在关系,对具体个案予以体系化的法律适用。

酒后驾车问题的数学模型

就酒后驾车问题,仿照药物动力学原理,考虑吸收系统和迟滞时间,建立了二房室模型,得出了饮酒者饮酒后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与饮酒量、饮酒方式及时间的关系.根据提供的测量数据,通过多种方法计算模型参数,选用了总体残差平方和最小的阻尼最小二乘法的计算结果作为模型参数.最后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结果表明,模型是合理和有效的.

基于SAE J1939协议的线控节气门控制系统的研制

线控技术引入到汽车工业后被认为可以有效地提高车辆安全性、性能和燃料效率,同时又可以减少设计和制造费用。介绍了基于SAE J1939总线的线控节气门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法,阐明了系统的体系结构、工作原理、节气门控制器模块的硬件与软件设计方法,设计并实现了"可调驾驶性能"、"酒后驾驶监控与报警"等线控油门扩展功能,SAE J1939协议为本系统未来与车辆其它系统的功能集成提供了通信接口。样机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能够在所设计的多种功能模式下可靠地工作,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之主观罪过研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之主观罪过为故意,即明知自己饮酒后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而依然驾驶,对公共安全法益受侵害的危险性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除非确证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的动机,否则一般意义上的醉驾不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险方法"的范畴,行为人故意"醉驾"的不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是认定本罪主观罪过为故意而非过失的逻辑前提。作为抽象危险犯,"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间接故意认定复杂,尤其是其意欲因素的质与量往往与自信过失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为此,提出拟制的间接故意概念,即根据"醉驾"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的盖然性,只要行为人对醉驾有认识,就推定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持放任态度,从而认定间接故意。

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法律实务问题研究

立足北京市公共交通安全现状,以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司法实践为切入点,针对现行法律法规在实践运用中产生的制约与冲突,特别是公安机关在执法工作中遇到的实践困惑,深入探究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涉及的法律理论和实务问题,并将北京与国内其他省市、发达国家及地区进行比对,从法律实体、程序运行到综合治理等角度,全方位研究适合刑事政策和社会效应的制度出路,力争为改善北京市公共交通安全的相关制度设计提供粗浅思路。

偏颇的正义——对“李启铭案”的另一种解读

在由河北大学校园车祸所引发的"李启铭案"中,肇事人李启铭的一句"我爸是李刚"深深地触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神经。经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已作出一审判决,伴随刑法学界的支持声音,该判决给人以一个"公正判决"印象。但是,通过对整个案件过程的梳理,在对可能适用的罪名相关理论进行对比及其具体适用的再思考后,结合在审判过程出现的李刚央视大哭、叛三缓三的网上传言和"自我审查"的影响等事件,对"李启铭案"给出了另一种解读。

“酒驾”入罪法理探析

由醉酒驾驶引发的系列恶性交通事故震惊了全社会,强大的民意和社会舆论是醉酒驾驶刑法规范的立法契机。用刑法调整酒后驾驶机动车尤其是醉驾行为是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消除社会的恐慌心理的最佳途径。治理醉酒驾驶犯罪国外有丰富的经验和完备的立法,可资我国借鉴。探究醉酒驾驶刑法规制的依据十分必要,这种法学原理的分析将为立法机关正在进行的规范酒驾犯罪的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以行为无价值二元论为视角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对于抽象危险犯应严格恪守立法的规范判断,认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无可罚性基础、过失的醉驾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需在应然层面以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视角展开,明确推理的逻辑起点是客观行为而非结果,因此首先要考察客观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意义上行为规范的具体要求,再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层面,论证过程必须贯彻刑法基本立法理念和刑法价值功能,进而认定醉酒驾车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至少为间接故意。而在如何出罪的问题上,有两条路径:其一,行为在客观上没有法益侵害性或者没有法益侵害可能性的,不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其二,过失的醉驾行为不构成本罪。

醉酒驾驶的规范理解及情景预防——以犯罪学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情况,运用刑法理论中的危险犯和法益侵害概念并不能有效达至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的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性与风险防治因素,为犯罪学中的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一条可行路径。

规制酒后驾车行为的难点及对策

相对于国际先进国家,我国对酒后驾车行为的惩处较宽松,更侧重于加强事后处罚。事实上,我国酒后驾车行为的难点是如何有效查获与保障不折不扣地惩处。尝试构建经济性的公众监督机制可以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

论刑法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认定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体现了在风险社会下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它属于危险犯,其成立并不一定要出现实害结果,而是只要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即可。其侵害的法益应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重大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秩序的和平与安宁。犯罪客观方面主要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驰,情节恶劣以及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明知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危险,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或危险的发生。另外,正确认定该罪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重要的意义。

醉驾执法与警察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醉驾入刑以来,如何在执法中保护民警的执法安全,保障执勤民警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新时期影响警察执法和社会秩序的重大问题。有效保障醉驾执法中的警察权益,是维护法律尊严和公共利益的的切实需要,也是树立警察执法权威的客观要求,更是调动警察执法积极性的有力措施。

一种非接触式的多信息融合防酒驾装置设计

针对传统的酒精测量仪采用单一传感器的采集到的数据单一、可靠性不高,致使判断酒驾的精准度不够的问题,提出采用多传感器进行信息采集、经信息融合算法做出多指标的高可靠性判断的设计方案。结果表明,系统的判别准确性大大提高了,也对驾驶员起到了警示作用,具有实际研究意义。

醉驾犯罪调查取证相关问题研究

醉驾入刑以来,我国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危险驾驶行为明显地减少,极大地维护了社会公共安全秩序,保障了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公安机关对醉驾的管理从行政处罚到刑事处罚似乎仍有所不适应,各种规定尚不健全,醉驾查处部门在对醉驾犯罪调查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基于对醉驾犯罪调查取证的规范,解决醉驾犯罪调查取证中的相关问题,将会对醉驾犯罪调查取证相关制度的完善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