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安全视域下健全平安建设长效机制的思考——以H省为研究样本

本质安全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安全管理理念,强调从源头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和预防事故的发生。H省自2021年9月践行本质安全理念以来,持续致力于健全平安建设长效机制,坚持控增量、减存量、防变量的原则,在“预”字上下足功夫,在“防”字上做好文章,全力以赴打击犯罪,积极化解积案和矛盾纠纷,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结合多地实践来看,平安建设的长效机制构建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基于本质安全视角客观审视这些问题,建议从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创新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筑牢舆情风险立体化防控体系、健全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着手促进长效机制建设,为平安建设更高水平、可持续发展打造坚实的支撑。

协同治理视阈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基础性工程。当前社会安全形势急剧变化,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而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也推动了警务领域实践变革。通过对我国社会治安治理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研究历程进行梳理,发现我国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困境。通过研究协同警务理论的产生背景和理论实践现状,探索完善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公安机关协同治理长效运行机制,加强多维度协同共治等方式,共同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社会治理视域下“失意者”危害公共安全防控机制研究

“失意者”的存在是特定社会问题的反映。“失意者”的出现与一定时期各种制度不够完备有关联,也与个体因素密不可分。“失意者”报复社会行为对公共安全危害深远,对公众安全感挫伤极大。“失意者”实施危害行为既有正当权益诉求表达遭受阻滞、信访路径不畅、社会歧视等客观方面原因,也有其性情偏执和心理异常等主观方面原因。贯彻法治思维,依托社会治理,采取综合措施,依法处置相关案件,强化社会风险管控,完善矛盾排调机制,高效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筑牢防控体系,是遏制“失意者”危害公共安全的基本路径。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视域下公共安全危机的防控路径

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为视角,以公共安全危机的防控路径为主题,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实现公共安全危机的有效防控。通过对相关政策背景的分析和国内外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发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能够促进公共安全防控工作的协同合力。政府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法力度,同时鼓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和强化自治能力的提升。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可以实现公共安全的及时传递和共享,提高应急响应的效率。跨部门合作和协调可以形成一体化的防控体系,提高应对突发的能力。公众参与的积极推动可以增强社会共治的氛围,提高整体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示范城市建设背景下的社区治安动员

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看,促进示范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现代化需要不断提高基层治安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拓展社会治安共同体的范围。目前,基层治安动员存在制度偏向、机制缺项和群众工作基础不牢固等问题和短板。对此,应该从制度、机制和能力建设等三个层面入手,努力构筑适应现代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治安动员新格局,进而织就高密度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商业步行街的整体性治安防控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商业步行街因其综合性的功能成为市民购物、餐饮、休闲的主要场所。在经济效益获得提升的同时,由于人员聚集性、空间开放性、摊位流动性等因素,商业步行街面临着相当大的治安管理风险。商业步行街现行的治安防控模式表现为主体、功能和过程的分散化,未能发挥应有的治安防控效能。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整体主义的思维模式,主张从主体联动、功能耦合和过程整合三个层面实现商业步行街治安防控的整体性运作,进而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为破解商业步行街治安防控的分散化困境提供了可行路径。

非正式控制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内的非正式控制对本社区居民安全感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使用平安北京建设评估报告的问卷数据,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非正式控制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社区居民整体安全感很高,但还有小部分社区居民安全感处于较低水平;非正式控制与居民安全感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社区凝聚力、居民治安参与广度、居民治安参与行为效果三个因素对居民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正式控制是“国家助推”与“社会参与”的治理机制,其核心是社会民众公共参与水平和社区秩序自稳定能力的提升,但是离不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激励引导,需从社区内生的特定公共需求出发,找准解构社区非正式控制的切入角度。因此,提升居民安全感可以从提高非正式控制入手,增强居民社区凝聚力,坚持群众路线,扩大居民治安参与广度,提高居民治安参与效果,发挥居民参与治安治理的作用,改善社区治安环境,提升居民安全感。

大型活动期间举办地外围地区突发传染病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

目的:识别和评估第十一次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杭州市外围地区潜在的突发传染病类公共卫生风险及其可能给G20峰会带来的公共卫生影响。方法:收集浙江省传染病相关事件公共卫生本底信息,采用文献检索、头脑风暴法和专家会商法制订突发传染病事件公共卫生风险准则和杭州市外围地区(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公共卫生风险对G20峰会影响的风险准则,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风险管控建议。结果:制订了杭州市外围地区突发传染病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准则和各市风险对杭州G20峰会影响的风险准则,依据制订的风险准则共梳理出外围地区最有可能发生的四类27项突发传染病类公共卫生风险,这些风险对举办地杭州市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高风险1项,中等风险12项,低风险14项。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针对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等输入性传染病和其他传染病分别制订了风险管控建议。未发现在G20峰会期间报告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高风险传染病,各种中、低风险传染病的疫情与往年疫情水平接近。结论:G20峰会期间,杭州市外围地区突发传染病类事件对杭州市的影响主要以中、低风险为主。针对这些风险提出的管控措施为减少突发传染病事件公共卫生风险的不良后果提供了行动依据,避免了外围地区的各种风险因素对G20峰会的影响。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机制

如何在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做好基本民生保障,是应急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从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入手,阐述了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关系,提炼出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降低社会整体风险、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凝聚全社会应对公共危机的共同力量三大功能。围绕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社会保障应急实践,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应急管理体制的三个基本准则,并从社会保障应急治理协同机制、需求识别机制、标准调整机制、供给保障机制和运行规范机制五个方面构建出社会保障应急机制框架,以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效能。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平安乡村建设理论基础、路径与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社会治理认识的重要理论成果,而平安建设则是公安机关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将其结合起来探讨平安乡村建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在分析前两者对于平安乡村建设理论指导意义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农村公安改革的创新和实践,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具体建设路径,并对平安乡村建设主体及相关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优化与再设计。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互联网+”社会治安防控问题研究

"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对当前社会治安防控提出新的风险和挑战,公安机关作为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导力量,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准确把握"互联网+"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型社会治安问题,立足当下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手段,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效能,确保社会治安秩序和谐稳定,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社会生活安全感和满意度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紧密衔接新时代的要求和趋势,被赋予新的内涵,在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时,应找到更好的完善和发展路径。

虚拟社会治安防控的理论分析

虚拟社会治安防控问题既是公安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社会管理实务中的难点。虚拟社会治安问题具有现场虚拟化、主体虚拟化、治安问题泛化、传播即时化、影响非直接性等特征。架构虚拟社会治安防控模式应当基于虚拟社会秩序管控权、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平衡,坚持保障合法与取缔非法、自由与秩序相平衡的价值取向;遵循技术防控与社会防控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广泛参与、网上网下整体互动等基本原则;夯实治安防控基础、规范信息的准入退出、查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确保虚拟社会安全、和谐、健康发展。

重点精神病人管控问题及其对策

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多起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精神病人一时间成为人们恐惧的对象。当前我国对重点精神病人的管控工作仍然薄弱,管控机制、管控措施等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总结重点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的特点,分析当前重点精神病人管控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公安机关在该项工作中的角色定位为出发点,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提出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动态核查机制及加强民警培训等方面的可行性建议。

社会资本: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新范式的探索

耗散结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包括"器物防控、制度防控、价值防控"三个层面上的优势互补与功能耦合。将其置于治安防控与社会进步辨证关系的历史考察,当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最具意义的是以社会资本提高为框架的社会人际互动和心理沟通整合机制的实现。

基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探索

社会安全风险防控不仅涉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协同,更涉及多学科的技术交叉与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充分发挥社会治安风险防控领域产、学、研、用各个环节的比较优势,推动产业健康良性竞争,亟需构建集产学研用为一体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式的社会治安风险防控领域创新驱动有机体。本文探索了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并结合具体实践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希望能够对国家社会安全风险感知与防控领域的未来布局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状与政策取向

我国农村原有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城市社会保障的健康发展。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建立财政投入的自行增长机制，促进各地城乡统一的低保制度和全国城乡统一的基础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同时加强对财政补贴接受者的行为控制，促进国家帮助与个人及家庭努力的统一。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下公安机关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加快完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应当解决赌博、滋事、伤害、盗窃、黑恶势力等治安突出问题。由于农村地域辽阔,居住分散,治安防控难度较大,为加快完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必须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审视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夯实防控基础建设;主动适应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治安形势发展变化,打造"三化"防控格局;强化区域防控责任意识,构建环乡(镇)、村治安防控圈;以创新完善社会治安防控机制为根本点,进一步打造多层次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以加大对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为着力点,进一步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立足点,进一步打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群众根基;以建设平安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目的,加大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障力度。

安全防控语境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平安乡村建设是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平安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审视乡村治理,寻求国家与乡村在安全治理领域的均衡互动。实践中,我国乡村治理面临治理主体职权不明、“三治”建设落实不到位、治安防控基础薄弱等现实困境。可通过借鉴与创新“枫桥经验”与“雪亮工程”等基层治理模式,从有效整合乡村治理资源与依托现代科技赋能入手,创新开展“三治”融合建设,积极促进多元共治,持续助推科技运用,全方位筑牢乡村社会治安防控网。

重大活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重大活动不同于常规活动,也与大型群众性活动、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内涵界定应有自身特点。重大活动隐藏着不同类型的治安风险,对传统常规治安防控体系产生冲击效应与检验效应。通过对武汉市重大活动治安防控经验进行梳理与研究后发现武汉市在重大活动的组织和治安防控的运用方面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同时结合武汉市组织体系与常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分析了新形势下武汉市在重大活动治安防控中可能存在的漏点,提出了武汉市在重大活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应改进和强化的措施与建议。

构建新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当前全国各族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有稳定的社会治安为其保驾护航,农村社会治安应当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立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的需要,是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的需要,同时,诸多有利条件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构建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