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古罗马社会的女性、身体与政治——以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形象为中心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莎士比亚罗马历史剧《科里奥兰纳斯》有深刻影响。不过,普鲁塔克笔下以母亲和罗马好公民双重身份三次出现在“家”和“敌营”两个空间的伏伦妮娅形象略显单薄,止于一种笼统的静态之美,而莎士比亚笔下以女人、母亲、国家政治的隐性操手三重身份六次显性在场、三次隐性在场的伏伦妮娅,展现出多维空间下的悖论之美,表现出一种理性、欲望、激情与活力交织下的女性动态之变与灵魂之美。莎士比亚从生活真实出发,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下通过对伏伦妮娅形象的重塑,反映女性在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生存现状。他围绕女性—身体—政治这一脉络,通过对伏伦妮娅的隐性政治参与与其家庭教育方式之间关系的想象与构建,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其家国同构的思想。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

轶事观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将轶事作为刻画传主的性格和心理的主要手段,其趋向使轶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司马迁则在轶事作为揭示传主性格和心理手段的基础上,着意将轶事与宏大叙事在对立中又统一起来,表现出将传主的性格和心理同传主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历程、社会历史的进程相结合的趋向。对二者轶闻趣事观念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文与史的对立与交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真实观之比较

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的基本点是将事与人、文与史在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发达的史传真实观念;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则徘徊于人与事、历史与文学之间,表现出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相对立的趋向。对两者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比较研究表明,司马迁在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学加以统一的真实观对于现代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

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和《道德论集》,实际来自后世对其126篇存世著作的分类汇编。这一格局初见于公元三、四世纪的《兰普里亚斯书目》,后随著作主要抄本、印本、译本编纂的变化而逐渐成型。国内学界在谈及此两个著作集时,往往将其误作普鲁塔克当时写成的两部书。而以《希腊罗马名人传》命名所有50篇存世传记的做法,虽效仿文艺复兴时期阿米约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却忽略了两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同时也与其中46篇以希腊—罗马形式配对写成的《对传》相混淆。《传记集》和《对传》的内容性质并不相同,研究中应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