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学视域下对刘笑伟、陈人杰诗歌评点的应用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成就卓著的美学家,其美学思想的成熟性在他的诗学领域可见一斑。他的诗学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志、情、理”关系的辨析以及对“诗以道情”原则的肯定上;诗学结构论是对本体论思想的进一步扩展,主要包含“情景关系”说和“韵意不双转”学说;诗学中的美育思想则体现在对传统儒家诗学“兴观群怨”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上,肯定诗歌“动人四情”的美育作用。通过运用王夫之诗学理论比较评价当代诗人刘笑伟、陈人杰的诗歌作品后发现,首先,两人有大多数诗歌处理好“志、情、理”的关系,并且遵循“一意说”原则,如刘笑伟的《军营观月》和陈人杰的《山海间》等;也有部分诗作未处理好“志、情、理”之间的关系,如刘笑伟的《茶杯风暴》和陈人杰的《朝思》。其次,刘笑伟的一些诗作在情景关系上处理得并不一致,如《军营观月》《雪线巡逻》与《早樱》,而陈人杰的《在山海间》和《与妻书》等诗作在情景关系上处理得很好;在“韵意关系”的处理上,陈人杰的《与妻书》处理得很好,而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欠佳。最后,两位诗人的诗作如陈人杰的《山海间》和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等,大都具有“动人四情”的美育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从“欲与稷契遐相希”到“始信人间是梦间”——由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看其诗风演变

王安石一生与金陵有不解之缘,对金陵的咏叹是考察王安石思想与诗风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金陵承载着王安石初入仕途时的积极进取之心、变法受阻时逐渐减淡的仕宦之意以及晚年归隐的复杂思想,体现了复杂政治生态环境下王安石的心态变迁和诗风演变。前期,王安石较多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仕,咏写金陵的诗歌呈现出雄直劲峭、硬朗刚健的诗风。中期,是王安石思想由儒入禅的过渡时期,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思虑深远、渐趋沉郁。后期,王安石退居金陵,耽佛习禅,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澹泊宁静、含蓄深婉。透过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诗风的演变轨迹和深层动因。

诗化与造境——何其芳1930年代小说、戏剧综论

作为1930年代文学场域的代表性作家,何其芳在其小说、戏剧作品中呈现的诗化风格成为其标志性的文学姿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何其芳1930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凝练为青春主题的书写形态,他将诗歌写作中的美学意象铺陈为短篇历史小说《王子猷》的诗意化历史情调,以诗作《预言》入小说的尝试丰富了何其芳的文学体验。戏剧《夏夜》在空间造境上以现实生活的时空为背景,着力构建“心灵的语言”,也为何其芳1930年代的文学探索提供了经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浮世绘》则延续了何其芳唯美的写作气质,又在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论王国维“境界”说的四个层次及其关系

王国维的“境界”并非是对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征的界定,而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意象、意义、形上四个层次的全方位评价。所谓境界,即表现为语言层次的天然性、意象层次的直观性、意义层次的世界性、形上层次的生命性。所谓有境界的文学作品,就是用天然之语言、真切之意象,直观地创造出一个艺术的世界,由此传达出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之深刻而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而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境界”说是一个语言、意象、意义、形上的四重有机整体,不可以拆开研究。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论王新军小说中的“自然书写”

王新军是当代西部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他的“自然书写”更好地展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特征,对于乡土生活诗意的审美、对生命神性的崇拜以及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共同构筑了作家“自然书写”的世界,而这样的书写也正体现了当下作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的现实思考。

《人间词话》中的辛弃疾词批评研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辛弃疾的推重是以一己之力反拨清中叶以来的词坛风气。在对辛弃疾词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王国维对鼓励后学学习辛弃疾词颇多犹疑,使辛弃疾词在王国维词论中难以得到典范性认同。王国维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总结的理论与标准在辛弃疾词上的应用难以如愿,因此其对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含糊其辞,使其极为重视的词人辛弃疾反而在其词学体系中出现边缘化现象。

禅意的再生——文化诗学视角下王维禅诗英译新探索

“诗佛”王维的诗歌中,禅宗思想、文学价值和美学的体现是其独特价值所在。因此,翻译王维诗歌需要兼顾语言层面的转换和文化层面的传达。已有研究在平衡文本研究和文化传达上还可更进一步。童庆炳提出的文化诗学涵盖微观的语言分析和宏观的文化批评,是达到这一平衡的理想框架。以文化诗学为视角,本文探讨王维诗歌英译的语言审美价值,禅宗美学和思想在译本中的体现,以及现实指导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尊体、辨体思想及其成因

1908年,王国维选取《人间词话》手稿中64则发表于《国粹学报》,《国粹学报》本涉及“尊体”的词话以诗为参照标准,强调诗与词的共通性。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间词话》删稿中涉及诗词之别的词话有着强烈的“辨体”色彩。在对《人间词话》手稿、《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比较后,可发现王国维继承常州词派的“尊体”观念的同时,有意消解“辨体”观念,将“尊体”作为提升词体地位的首要方法。对比参阅《人间词话》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结合词体的音乐性特征以及古代词论家对“诗人之词”和“学人之词”的论述,有助于探源和解读这一症候。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稿本考论

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得其支持,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主体间性视角下《人间词话》“境界”说的三重“超越”

从强调主体间沟通互动、共同存在并建构起世界的主体间性的视角出发,观照“境界”说对“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以及人生三境界等关键概念的区分及阐述,可见其中呈现的三重递进式“超越”,即对作为创作对象的“物”之客体、对作为创作者的“我”之主体以及对作为创作思维的主客对立模式的超越,进而把握与这三重超越相对应的虚实相生的审美认识、情景交融的美感风貌以及回归生命实践的精神本质。

画卷与诗囊、风火与赤血——论王礼锡散文

王礼锡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卓越的人民外交家、抗战文艺的杰出领导人、国际反侵略的伟大战士。他的散文以笃厚的人格、广博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恢宏的气度、隽永的画卷、浓郁的诗情、敏锐的思想、挚诚的情感、简洁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开拓了序跋散文、日记散文、游记散文、通讯散文等独领风骚的情韵与境界,呈现了恢宏丰富的广阔画卷,情思蕴藉的优美诗囊,刚柔相济的思想风火,笃厚挚诚的生命赤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礼锡是值得重笔一书的散文大家。

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论王延松音乐叙事的双重真实

王延松将自己在音乐剧《轮椅的舞蹈》中的导演叙事手法称为“音乐叙事”,认为其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叙事,音乐叙事是内在的情感叙事与外在的舞台形式叙事的结合。“情”是王延松音乐叙事最重要的源泉与线索,情境的直觉性身体语言设计则是对表演真实的直接呈现。而以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或符号来激发戏剧呈现的丰富性,是为了实现诗性的真实。真切情意所带动的直觉性身体表演是舞台上切实可见的“象”,诗意的符号与象征叙事是艺术家为构建诗境而倚仗的“罔”,二者结合形成了戏剧艺术的“真”,这就是王延松音乐叙事的双重真实。

从诗艺到“诗史”:王阳明诗风递嬗中的杜甫因素

王阳明以“龙场悟道”为界的诗风转变,从诗学取径来看亦可谓一个“发现杜甫”的过程。王阳明前期诗歌主要宗法以李白为首的盛唐诗人,对杜甫的接受止于诗艺层面。“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对杜甫的接受发生了从诗艺到“诗史”的转向——其自觉以诗纪“一人之史”与“一国之史”,特别是在其赣州诗、江西诗和两广诗中涌现出了大量表现社会现实民生之作,体现出民胞物与的圣人情怀,具有鲜明的“诗史”特质。王阳明对杜甫接受的深入与内化,是催生其后期诗风转变的重要因素。

感物诗学:一个新的诗学类别的诞生

中西方思想史上有许多关于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理论,虽然这些诗学理论属于同一类别,但至今尚未得到命名和理论总结。本文将其命名为感物诗学,并定义为一种探讨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类别,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构成。为了确定感物诗学的类别范围,必须了解导致这种诗学类别内部差异的变量及其边界所在。因此,本文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角度对里尔克的物诗诗学、刘勰的心物交融诗学和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发现,在客体方面,里尔克十分强调剔除客体的偶然性,仅留下必然性,并由此暴露客体的本质,凸显客体的存在性,而刘勰和王国维的诗学并不着意分辨这种偶然性,刘勰十分注重偶然性对物象的作用,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更是着意将诗人主体性加诸客体,使其增加偶然性,即使是他所说的较客观的“无我之境”,也不会着意剔除偶然性;在主体方面,里尔克物诗诗学是眼睛的诗学,而刘勰与王国维的诗学则以心为根本感知器官。四种诗学在主客体上的不同思想都指向了不同的主客观程度,并因此指向了不同的主客体在场地位:里尔克物诗诗学强调凸显客体的本质,用较为客观的眼睛感物,因而是极度客观的感物诗学,里尔克物诗中诗歌主体基本没有在场地位;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虽然“以物观物”较为客观,但是仍旧有“我”的存在,因此是客观程度不及里尔克的客观感物诗学,“无我之境”对应的诗歌中客体处于在场地位;刘勰强调“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对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有要求,因而是较为折衷而偏向主观的感物诗学,而其对应的诗歌中主体处于在场地位;“有我之境”强调以我观物,凸显主体的在场地位,因而是极度主观的感物诗学。本文由此得出结论,四种诗学的理论差异根源在于主客体在场地位的不同。主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主观,而客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客观。基于这些结果,本文建立了感物诗学数轴,以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了这一诗学类别的内部差异和类别范围,并正式确立了感物诗学的诞生。

论王维诗歌在禅林中的传播与接受——兼及“禅林唐诗学”的史料范围

在现存400余首王维的诗歌中,被禅宗文献征引与运用的超过40首,这可以视为王维诗歌禅林接受的特殊形态。禅宗僧人将王维诗歌运用到佛经解说、公案颂古、上堂说法和诗文创作等场合,有着辅助佛禅理念解读、充当全新禅学文本和用于审美体验抒发的目的,同时,也为王维诗歌带来了新的阐释空间与传播形态。这种“引诗证禅”现象与僧人所编诗选、僧人所撰诗话和僧人所作诗歌共同构成了集“选-评-作-用”于一体的“禅林唐诗学”研究体系,能够进一步深化当前对于唐诗学史的理解与认识。

当新学遇上旧诗——论严复评点王安石诗的背景、渊源及立场

严复一生评点多种古籍,手批王安石诗是其中一种。他之所以关注王安石,绕不开清末变法思潮的影响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批判态度。严复评点王安石诗,不仅与郑孝胥的交游有关,还与闽派诗学关系密切,并受时代诗风的影响,表现出与同光体诗论的高度契合。但是,严复阐发王安石诗与西学思想的会通之处,体现出不同于同光体诗派的批评立场,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接受王安石的全新维度与另面视角,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王安石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