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倚夜”结纂的叙事效果及其意蕴

《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一部掩映在夜色中的政治史、军事史。罗贯中不仅通过战争、谋议的“夜间化”,增强政治、军事中波诡云谲的戏剧效果;而且以灯烛、火把等光源实现场景或人物的聚焦,强化叙事场景或人物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借助星、月等“闲笔”烘托氛围,从而赋予小说叙事盎然的诗意情调。此外,《三国演义》还有意识地借助秋夜、冷月等自然界中带有“寒意”的事物,或是通过“占星”与“夜梦”等命定式悲剧色彩的小说叙述,或是以“互涉”的形式把小说文本引入悠远的历史语境,从而赋予小说叙事苍凉的历史情韵与厚重的文化底蕴。

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博物书写及其意义

明代通俗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番国进贡之礼单与人物对话为载体书写西洋风物知识,这与以法宝兵器为中心的明代其他神魔小说的博物书写相区隔。礼单和对话叙事有效促成了小说特定情节结构之生成,深刻揭示了小说的叙述意图,有力展现了代表传统文言的明代笔记体小说融入白话通俗小说的文学史迹。礼单与知识性对话作为《西洋记》博物书写之特殊视角,在通俗小说博物叙事研究视域之下应得到重新审视和充分关注。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论《三国演义》新历史主义书写

作为一种话语行为,《三国演义》受当时官方主流的儒家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影响,体现了书写者的价值判断与情感态度。传统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与经验教训,新历史主义更关切的是历史如何被阐释与书写,《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与历史书写,是在历史基础之上成功地融入了主观想象与历史虚构。与传统的宏大叙事不同,新历史主义把目光投向“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和“小事件”,《三国演义》不乏对边缘人物与奇闻轶事的刻画和描述。《三国演义》迥异于传统的女性书写与女性形象,则颇具新历史主义与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锋性。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三国志通俗演义》天书、符水母题的佛道文化内蕴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符水和天书紧密相连,这种母题伴生式叙事,说明两者间存在某种内在有机联系。天书确为天上降临的佛经,此与外域传来的佛经至为相关。天书母题演变中逐渐增加了警告叛逆、天书为正统所用的意蕴。该小说成书的元末明初,正值社会上骗术横行,对天书崇拜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潮大盛,这也影响到小说对得天书者结局的描写。

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选取和人物塑造方面,主要表现是《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其具体内容有三方面:一是《三国演义》创作过程中大量使用《史记》的互见法;二是《三国演义》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褒贬和爱憎意向并不通过发议论、作判断来表达,而是把这种主观倾向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具体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即寓论断于叙事;三是《三国演义》写作也像《史记》一样,准拟“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目标,并在素材取舍方面做到了“笔则笔、削则削”。

《三国演义》历史观论略

《三国演义》的历史观颇为复杂,正统史观、道德史观、英雄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循环史观等兼而有之,并且彼此交织,相互为用。作者崇尚英雄,但他崇尚的主要是出身正统的、以宽仁忠义为本的英雄,也是能体现天心民意的英雄,因此《三国演义》呈现的是以儒家政治道德为核心的多元历史观。这种多元历史观虽然包含某些合理的成分,但无法对三国兴亡作出富有诠释力的理论说明。只有秉持唯物史观,结合小说的具体描写,才可能对蜀汉兴亡、三国归于一统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中希“民族英雄忠义主义”历史文化内涵比较研究——以《三国演义》和《希腊神话》为例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群以儒家哲学为行为标准的三国英雄,如蜀国"仁义忠勇"的英雄——诸葛亮、关羽等。《希腊神话》描绘了以崇尚美、智慧、竞争和个人自由为主流哲学价值观的古希腊英雄诸神,如以宙斯为首的十二主神。分别以《三国演义》和《希腊神话》中的忠义主义民族英雄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为例,主要从哲学角度比较分析中希"民族英雄忠义主义"所蕴含的相似和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

明内府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考略

通过对《酌中志·内板经书纪略》《中国善本书提要》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资料挖掘,明确了通常所说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明嘉靖元年内府刻本;该版本目前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外,大陆公藏尚有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有藏。通过对上海图书馆藏本的实际考察,描述了该版本的版式特征。明代内府刊刻该书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明代最高统治者已经接受通俗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结果;二是明代最高统治者对该书宣扬的"仁君贤臣"思想主旨以及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的高度认可。其影响也有两点:一是对明清两代刻书机构刊刻此书起到了引领与助推作用;二是对该书的版本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嘉靖本《三国演义》中的历史及地理错误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但它在历史常识和地理方位上存在着严重的混乱错讹现象,考察、指正这些错讹对提高今天历史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具有积极意义。

论关羽形象中“权”的因素及其文化蕴含

无论在历史载记中还是在小说戏曲中,“义”“勇”“刚”皆为关羽形象的核心特质。《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写了关羽的“义”“勇”“刚”,也写了关羽的“权”,这是关羽形象的又一特质,也是其形象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成因。“义”“勇”“刚”与“权”相结合,既坚守道义、不悖伦常,又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既正义凛然、英勇无畏,又因地制宜、随机应变,构成关羽完整的人格形象。能够并善于用“权”,是关羽区别于张飞、马超等勇武形象,深受社会各阶层普遍尊崇与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体现了古人对大丈夫人格、大英雄形象的富于民族特色的体认,反映出古人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的民族文化心理。

出身微贱 由妾而妻——《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甘夫人身份考辩

甘夫人是刘禅的生母,刘备的夫人。《三国志》明确记载甘夫人为刘备的妾,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于甘夫人的身份的交代比较含糊,是妻还是妾没有明说。本文结合史书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甘夫人的身份进行辨析,明确其身份为妻,并对成因做出简要分析,对于解读小说大有裨益。

中希“个人英雄主义”历史文化内涵的哲学解读——以《三国演义》和《希腊神话》为例

文章分别以《三国演义》和《希腊神话》中"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形象、文学形象以及民间形象为例,比较分析中希"个人英雄主义"历史文化内涵的异同,并从哲学角度解读其差异产生的原因。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明清通俗小说与中华民族传统典范人格塑造——以《三国演义》关羽忠义形象为例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典范人物形象,如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张飞的勇、关羽的义等。特别是关羽义薄云天人格形象的塑造,使得明清通俗小说更多地承载着教化的功能与作用。

《三国演义》主题复合论

主题是小说的灵魂,任何一部成功的小说都有明确而突出的主题,而不同题材的小说主题自是不同。《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承继了自先秦以来即已形成的、悠久而厚重的、以史为鉴的历史传统,旨在通过叙述和反映三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来揭示历史的分合、王朝的兴衰,进而表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人心所向。因此,《三国演义》当是表现以歌颂统一为核心,同时也反映历史分合和王朝兴衰的复合主题。

论历史演义的虚构性

明清时期对历史演义的性质存在着争议,有些评论家认为历史演义是正史的通俗版,因而极力反对在历史演义中进行虚构。但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历史演义不可能句句依傍正史,必然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语言描写、环境烘托等方面进行虚构,从而使历史演义成为虚实结合的历史小说。

论曲亭马琴对《三国演义》及其历史演义叙事法的接受与超越

曲亭马琴史传类读本小说的成熟,和以《三国演义》为最高成就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三国演义》的忠义主题和经典故事桥段,被直接吸纳进史传读本《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叙事中。在金圣叹、毛宗岗、谢肇浙等小说评点家的影响下,曲亭马琴突破了《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历史叙事模式,将"虚实相伴""真幻结合""因文生事""以文运事"等叙事观念相融合,创造了全新的历史演义类小说的叙事模式。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人物之死

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魏、吴、蜀三方人物之死 ,并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 ,而是视其对蜀方的利害 ,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表现了其鲜明的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性 ,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独创性。罗贯中在人物之死上的艺术独创性与其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