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Literary Appreciation from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View

Sainte-Beuv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theory.He demonstrated:" It's difficult to value one's works without studying the author."So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ook Ernest Hemingway and his works as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how to appreciate literature.

符号叙事的主体自觉——歌曲《罗刹海市》传播现象与得失评析

刀郎歌曲《罗刹海市》在短时间内引发轰动式的传播现象成为中国2023年度一大文化现象。该歌曲采用符号叙事手法,具有令人称绝的符号文本与奇观化的符号意象,中国传统美学的反讽反喻之美、后现代美学的狂欢解构之谑,以及虚实相照、古今相映的间性叙事结构,体现了创作者的三大主体自觉性。该歌曲现象级传播的成因在于讲述了一个“个体的与群体的”故事,建构了一个“跨圈层”的意向性结构,编码了一个滑动于雅俗两极的低清晰度文本,并在“狂狷”与“乡愿”的决裂中高调彰显了人格尊严。从创作方法看,该歌曲在文本创作上存在缺陷,偏离了流行歌曲创作的常规道路,走入了极端境地,应当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和警觉。

省属地勘单位如何讲好地质故事——以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为例

地学科普对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翼理论”、传播地球科学知识、提升国民科学素养、推动地质工作全方位服务社会有着重要作用。翔实全面的地质资料是做好做精地学科普的基础。文章采用论述的方法,分析省属地勘单位开展地学科普工作的意义和优势,以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为例,介绍其打造科普品牌、开展科普创作和组织科普活动的成果经验,分析省属地勘单位如何通过开展地学科普履行公益职能、推动政府合作、服务市场需求,提出可行的发展建议,试图探索出一条省属地勘单位发挥地质作用,科技创新、科学普及两翼齐飞的发展之路。

讲好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的进路与思考——从神曲《罗刹海市》谈起

流行歌手刀郎所改编的《罗刹海市》取材于《聊斋志异》,现已成为来华留学生乃至全球中文学习者有可能接触到的一个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引入流行歌曲讲好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罗刹海市》可成为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跨文化交际的具体案例。因而,从故事讲述方式、文化元素利用、思想内涵传递三个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以提升传播中国古代文学故事的广度与深度。

如何向外国学生讲好中华语言文化故事——以人名为例

讲好中华语言文化故事是国际中文教师的重要工作任务。对比是解决当前中华语言文化故事学理性不强、可信度不够问题的有效手段。以人名为例,通过古今对比、汉外对比、系统内部对比,本文发现汉语人名蕴含丰富的语言文化元素,围绕这些元素可以讲述平等的故事、集体主义的故事、和谐的故事等。虽然汉语人名的语言文化和其他语言(如英语)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和各自的语言系统相和谐,人名的构造形式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都以人名为中心,向动物名、无生物名扩展。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讲好新疆故事不仅对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也对打破误解与偏见、增强国内外对新疆的认知与理解,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的重要载体,该文旨在面对目前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的现状及挑战,探讨如何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准确、生动地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从“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讲给谁”四个方面来探索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的实践路径,展示一个真实、美好、和谐的新疆。

越南《皇黎一统志》与中国《三国演义》之比较

越南汉文历史小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越南历史小说《皇黎一统志》与中国历史小学《三国演义》的比较 ,不难看出 ,越南历史小说除了内容之外 ,它的创作思想和语言形式与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基本上是同源的。

《廿一史弹词》与杨慎人生价值体系的自我调整

《廿一史弹词》作为杨慎在谪戍期间所创作的一部通俗历史读物,充分反映出作者在遭遇人生历练波折后价值体系之自我调整:精神信仰由孔孟之儒学向老庄之道学倾斜;价值取向由汲汲仕进向淡泊功名回归;具体行为由谨遵礼教向不拘小节转变。在实施整合过程中充分凸现杨慎在不同人生阶段价值体系的儒道互补原则。

“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史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史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历史的遗产:南诏国寻传蛮分布区城镇建设与治理考述

南诏国治下的寻传蛮,与今天中国、缅甸、印度交接地区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有族体上的历史源流关系。历史上,南诏在寻传蛮分布地设置政区、建立城镇,加强了对寻传蛮的治理,极大提升了寻传蛮群体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规模,促进了该地区的文明跃升和社会进步。

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

泰国的小说史,一般认为始自19世纪末(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西方小说的介入。本文试图提出的观点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中国《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等古典小说的移植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小说文类的先河。

《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考察

《太平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大量插入三国故事的战争小说,通过调查《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可以描述《太平记》与中国三国故事的文献关系。就目前的文献根据,不能排除《三国演义》影响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断言有《三国演义》的影响。至少可以认为《太平记》的大量使用三国故事,说明中世时期三国故事已经较为流行,这是《三国演义》发生普遍影响的准备。

试论太平天国文献俗字研究的意义

研究太平天国文献的俗字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界定太平天国文献的用字性质;更好地释读太平天国文献;更清楚地认识部分汉字形体演变和发展的规律;更好地认识广西俗字与广西方言之间的关系;部分俗字的形体构意揭示了粤西的民俗状况及社会心理。

宗族大众化与洪洞移民的传说——以怀庆府为中心

北方宗族在清代普遍发展,就怀庆府来说,清代中后期进入大众化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由于先祖资料的缺乏,民间社会在宗族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巨大困境,于是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应运而生,因此这个故事只有放到宗族大众化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解释。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三国志通俗演义》天书、符水母题的佛道文化内蕴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符水和天书紧密相连,这种母题伴生式叙事,说明两者间存在某种内在有机联系。天书确为天上降临的佛经,此与外域传来的佛经至为相关。天书母题演变中逐渐增加了警告叛逆、天书为正统所用的意蕴。该小说成书的元末明初,正值社会上骗术横行,对天书崇拜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潮大盛,这也影响到小说对得天书者结局的描写。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三国志》裴注的复调意义

陈寿《三国志》因其简略基本上只提供了历史大事的纲要,裴松之的注补引录诸书呈现出历史情景曾经的复杂与生动。以陈寿志为主,以裴松之以及二百多种著作为宾,在宾主对话中,陈寿志正史的权威性被颠覆、被解构了,而历史本真的头绪纷繁、意向杂乱以及主题阐释的多元性则被复活了。裴松之注补《三国志》主要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而是文化学者或文学家的态度。惟其如此,裴注在文学史与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裴注的开放性思维对后来说话、戏曲等伎艺以及历史小说的发生发展功莫大焉。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从"故事"转换成"情节",裴注的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

两汉以来的俗赋到唐五代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故事性强、语言浅显、亦庄亦谐、娱乐性的作品。这种俗赋虽因其封闭于敦煌藏经洞而不为人知,但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却并未停滞不前,它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传承和应用。通过考察唐五代之后的俗赋对变文说唱、话本小说、杂剧戏曲、通俗类书等方面的流变影响,以此可探寻和揭示俗赋与后世文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