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吴梅村的“歌行”诗最为时人称道,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多有接受。《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以重大现实事件为题材,以今昔对比、官民对比为主线,语言通俗平实,诗史思维贯穿其中。梅村“三行”诗在接受杜诗“三吏三别”叙事手法和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多方融合与创新,造就了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享誉清代诗坛的“梅村体”与梅村对杜甫“史诗”传统的继承和接受关系密切。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皇甫谧《三都赋序》之真伪及其价值趋向

依据《晋书》等史料 ,考核左思兄妹出生、写作和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成书的年代 ,与皇甫谧卒年相对照 ,证明皇甫氏作序事 ,时间是吻合的。皇甫谧赋论 ,在中古诗赋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他开始修正汉儒以政治功用论排斥诗赋审美价值的见解 ,明确要求把两者完美结合起来 。

左思《三都赋》及其序注综考

《三都赋》的撰写和修订是左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大约从移家洛阳就正式开始这一工作,先从事《蜀都赋》和《吴都赋》,到太康元年(2 80年)西晋平吴时又匆匆加上《魏都赋》,形成完整的初稿。他请名士皇甫谧为之作序。此后他又花十多年的时间加意修改,他拜访张载和陆机,又求为秘书郎,都是为了进一步搜集信息,帮助修订。到元康六年(2 96年)告一段落,得到张华的高度评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先后有张载、刘逵、卫权等人为赋作注。这些序、注曾经有人认为完全是左思本人的炒作手段。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左思练都再考

左思《三都赋》撰成时间是学界争论比较大的问题。通过考察左思开始撰写《三都赋》的时间、左思担任秘书郎的时间、陆机"覆酒瓮"之讥和左思访陆机咨吴事的时间、左思访张载咨蜀事的时间、张华为《三都赋》扬誉的时间,以及卫权、张载等人为《三都赋》作序注的时间,最终确定《三都赋》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在太康元年到太康末年,《三都赋》渐行于俗的时间是在太康末年到元康初期,《三都赋》名声大噪的时间是在元康中后期。而皇甫谧《三都赋序》的真实性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疑案。

大地的儿子与上帝的选民——徐复观、牟宗三对杜诗的不同评价的成因探析及其启示

徐复观和牟宗三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因人生经历和生命形态不同以及此条件下学问的触发之"机"不同,而对杜诗分别持颂扬和贬抑态度。但这两种不同评价在终极意义上是相通的。

杜甫诗歌英译本译序探究

随着杜诗英译的发展,杜诗英译研究也不断发展。然而目前针对杜甫诗歌英译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对某一首或几首诗歌英译的研究,综合对比分析不同译者在译诗过程中涉及的翻译思想、原则、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译序属于“副文本”范畴,一般包括译者对原作者、原著和译作出版意图等内容的介绍;译序是译者翻译思想的载体,包含了许多无法在译文中明言的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等理论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了37种杜甫诗歌译作,综合分析译序内容,将其中涉及翻译的部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探究译序如何体现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并通过个案具体分析译序内容如何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以期总结翻译规律,为深化杜甫诗歌英译研究作出一些贡献。

宋人对李杜集的搜编及对其人的尊崇——以宋代唐集序跋为研究对象

宋代,李白、杜甫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人开始对他们的诗文集进行广泛的搜辑、整理和编缀,表现出了对他们的高度尊崇。宋代唐集序跋,向我们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对研究李、杜集在宋代的搜集补缀及宋人对李、杜的尊崇有着重要的价值。

左思《三都赋》晋人旧注略论

左思《三都赋》的晋人旧注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四家,这些在唐前单行的注本后被唐人《文选》注吸纳,原注渐次亡佚,唐钞《文选集注》便成为认识晋注的重要媒介。诸家晋注各有特点,又皆具有无征不信的精神,和《三都赋序》所言的征实作风一致。对晋人旧注的考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世说新语》注中提出的《三都赋》左思自注说。

左思的才性与《三都赋》的艺术特色

本文从西晋作家左思特有的才能、禀赋等人格特征出发 ,探讨了《三都赋》征实的文风、博大的内容、严谨的结构、华赡的辞藻与左思用世思想、广博学识、绵密思致之间的关系 ,从而得出《三都赋》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即在于它所具有的个性风格。

杜甫与丁茶山诗歌内容管窥:时代的画卷与诗人的忧思

诗圣杜甫亲历了使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用如椽巨笔创作出了多首"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佳作,成就了杜诗"诗史"之号。相距千年,在朝鲜半岛诞生了被称为"杜甫还生"的丁茶山,作为朝鲜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著名实学派代表诗人,丁茶山目睹了朝鲜王朝末期传统社会体系崩溃前,危机四伏的统治系统、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并在诗歌中记录了这一切。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杜甫与丁茶山用他们的诗歌创作,将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和一曲曲时代的悲歌生动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但由于所处国度与时代的不同,两位诗人在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时又各有侧重,杜诗主要描写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灾难,而丁茶山则更多地展示了李氏朝鲜时期混乱的政治造成的凋敝现实和民不聊生的惨状。面对黑暗现实,杜甫更多的是对安史之乱的反思,表现出对统治者的讽谏;而丁茶山则以实学家的眼光对整个社会体制做出了审视与省察,其汉诗作为丁茶山实学的重要构成,表现出鲜明的改革意识。

《三都赋》的名物铺陈与“申魏”倾向

左思以“三都鼎峙”结撰赋篇,三篇内容“布置各殊”,名物铺陈殊有偏重。他以蜀、吴递相顿折,故《蜀都赋》以山川物产、商贸市廛显富庶繁华;《吴都赋》以水乡物产、兵器交通图现江南都会;而《魏都赋》则以宫殿制度彰显王道正统。《三都赋》名物择取的偏重有着鲜明的“申魏”倾向,亦展现了左思对儒家“王政”理想政治的追求。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初探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之"人面鱼身"寓意与《黄帝内经》对足太阳经功能的相关论述存在着渊源。如彩陶鱼纹中直线三角形是"力量"的寓意,而彩陶盆人面头顶的发髻也呈三角形,这与肾主发、"肾为作强之官"理论相符;彩陶盆"人面鱼身"恰好沿足太阳循行路线下潜,而"人面鱼身"象征的"后稷"图腾崇拜到周代演变为了农历寅月祭祀"后稷"的神道设教形式,这正符合《素问·脉解》的"正月太阳寅"及《素问·阴阳类论》之"三阳为父"等有关足太阳经功能的论述;古代船舵的发明源于对鱼尾鳍功能的模仿,而膀胱之"膀"字同"方",有船桨之意,船桨可正"四方",故"方"又引申为与中央政权相对应的藩镇"方国",这与《黄帝内经》所述"膀胱为州都之官"及"三阳为表"理论内涵相吻合。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党争

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的成功与当时朝中重臣张华密不可分,张华是西晋朋党之争的骨干成员,《三都赋》的主旨与张华伐吴主张一致,因而得到张华的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