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学”入黔:程恩泽对郑珍的学术影响

郑珍是清代嘉、道时期的著名学者,精于六书,明于三礼,为“西南巨儒”,跻身清代朴学大师之林。究其学术思想渊源,乃在于徽州人程恩泽督学贵州之时,教之以“皖派”江、戴之学。后郑珍与当地莫友芝、黎庶昌等一众学者,追慕乾嘉,崇尚汉学,共同开创了晚清“黔学”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对乾嘉汉学后期的守成与开拓,对传统儒学的赓续与坚守,做出重要贡献。通过梳理程恩泽与郑珍之间学术思想的具体影响,可考见“皖学”传入西南地区的轨迹,也可理清乾嘉后期以郑珍为代表的“黔学”对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皖学”的继承与发展,探究中华“道统”与地域“学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与交流互动。要之,从“区域”学术来考量儒家“学统”的发展脉络,不仅可以展示地域文化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为乾嘉时代的“皖学”在嘉道时期的持续辉煌做一实录,更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提供确切的学术实证。

陶然亭雅集与乾嘉时期京师风雅气象之建构

乾嘉时期,文坛呈现出一派雍容典雅风尚。一时间文学侍从与各类钦命特使以至督抚大臣主持的“文学沙龙”风行海内,然揆诸其实,各地域风雅实为京师风雅气象之蝴蝶效应。而京师风雅之建构又以帝都风雅集会之人文地标——陶然亭雅集称首。陶然亭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修建以来,直至乾嘉时期渐次凭依地利优势、天时机缘、人和契机一跃成为日下风雅的天选之胜地,加持着京师的风雅建构。特定的帝都底色又赋予了陶然亭雅集别于地方雅会幕主与幕宾间的弦歌唱和,呈现出不囿地域、不限民族、不论流派,以同僚雅集、同年集会、同乡宴集为主的举城风雅气象。陶然亭雅集酬唱乐章在反复皴染雍容醇雅之旋律中制造着盛世景观,而这同时却遮蔽了皇权高压下集体失语的帝都文学生态之一端。

乾嘉诗坛人事交错与诗学互动: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考论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论明末竟陵派诗风中的“贾岛现象”

中唐诗人贾岛、姚合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他们在创作中对铸字炼句的刻意求工以及对幽僻诗境的醉心独好引得后世众多文人、尤其是封建王朝末世境遇坎坷的文人在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的认同和共鸣,此种“贾岛现象”在明末竟陵派诗人中也具有突出的体现,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诗人尚“清”崇“静”,追求孤寂的诗境,具有典型的贾、姚特征,这既打上了明末社会的时代烙印,也与钟惺、谭元春等人的创作探索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千岛湖水质变化特征与趋势分析

对千岛湖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分析表明,近10年来千岛湖多数监测项目和各断面污染指数都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全湖综合水质趋好,表明千岛湖总体水质的变化正处于相对低的风险状态之中。各断面水污染综合指数的对比分析显示,代表千岛湖主要来水水质的街口、航头岛和百亩畈3个断面分列前三,河流污染物的输入是千岛湖水质下降的主要风险来源,其中街口指标显著高于其他断面,是污染输入强度最大的来源。各监测项目污染指数的对比分析表明总N是影响近期千岛湖水质的首要因子。趋势分析表明,除街口和西园码头外其他各断面负荷比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各监测项目综合污染指数分担率的分析表明,总N、溶解氧和高锰酸钾指数排在前列,3项分担率之和占全湖的71%,其中总N接近49%,显著高于其他项目。趋势分析中总N分担率出现显著下降趋势,其他项目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大肠杆菌的变化趋势尚不明确。

中医治疗耳石症探源——从喻嘉言一则眩晕病案说起

耳石症即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该病一线治疗方法是复位治疗。本文将考证与分析喻嘉言一则眩晕医案,阐述中医运用位置性试验及复位技术诊治耳石症的历史。1646年(顺治三年)喻嘉言为钱谦益(牧斋)诊治疾病是目前最早的位置性试验和中医手法复位治疗耳石症的记载,喻嘉言成功地应用复位方法使其痊愈。西医治疗耳石症应从1980年Epley介绍"手法复位"算起。治疗该病中医至少比西医早了334年,在医学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堪称中医的"喻氏复位法"。

洪水胁迫因子对千岛湖水质的影响与风险评价研究

研究表明1996年洪灾中千岛湖总体水质在多年走势图中出现“污染峰”现象,表明外来面源污染是主要污染源。对比分析洪灾前后水质变化表明,千岛湖水体受洪灾的影响仅局限于当年,通过水体的缓冲和自净能力的恢复,各项污染指数在灾后均能迅速恢复至正常状态。洪灾年中其水质污染指数排序及负荷比均为百亩畈>航头岛>街口和三潭岛,4断面总负荷占全湖的72%。洪灾年中综合污染指数对全湖分担率最高为大肠杆菌(高达46.6%,为洪灾年中水质最大污染因素)和总N,其他各项目分担率很低,对洪灾年中总体水质几无影响,而总Cd、氨氮和总Pb该年上升偏离正常年份中的变化趋势,尤其是总Cd和总Pb指数灾年过后仍不能回落,显示出洪灾对水质影响带来重金属污染的“滞后效应”。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乾嘉易学与“道论”形上学之重构

基于由《易传》与《太极图说》而形成的本体论之不同,宋明儒学大凡可以分为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三系。到了清儒尤其乾嘉诸儒那里,则通过重新阐释《易传》与《中庸》中的道体论述,结合气本论,提出了一套能够兼摄"理"与"气"的新"道论"哲学。本文以王夫之、惠栋、戴震、焦循等人的易学思想为主线,通过分析清儒针对宋儒而提出的太极即道论、道一理殊论以及道赅理气论等观点,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复兴《易大传》"弥纶天地"之道论传统的。清儒解构"天理",重构"道论"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一理殊"的"察分理"学说,为乾嘉智识主义的思想转型与典章度数之学的张大消除了泛道德主义的束缚;二是"道赅理气"的道本论,为"理存乎欲"的新理欲观及"达情遂欲"的道德形上学重构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充分诠释和接续了"继善成性"、"赞育天地"、"生生不已"的大易精神。

贾岛“推敲”考

贾岛"推敲"故事纯系后人创作。但为何选定贾,为何用"推"、"敲"二字作素材,均事出有因。

从“文以载道”到“艺术就是人生”——钱穆美学思想基本问题论析

钱穆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儒家美学思想有着历史的承继关系。他提出艺术就是道义,艺术就是人生的美学主张,这是他对前人“文道”说在现代人生中进行的新思考和新阐释。这一观点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他任何艺术探讨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

包世臣对鸦片之害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就论述过鸦片引起的社会问题。就他对鸦片问题的认识来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最早认识到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是引起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二是他虽然主张通过“撤关罢税”严禁鸦片,但他并不主张断绝与外国的一切往来。他也是鸦片战争前当朝野上下都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时极少数留心夷务、关注夷情的思想家。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承认“英夷”有“战舰”和“火器”的“长技”,并先于魏源提出了类似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还主张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抵抗英军侵略,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对中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既不是船炮,也不是军民,而是那些愚昧无知、自毁长城的清朝统治者应对战争的失败负责。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

晚清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曾对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政治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嘉道经世思想家就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过批判,鸦片战争后他们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介绍过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的批判和介绍,推动了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嘉道经世思想家于鸦片战争前即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对人们的禁锢,充分认识到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他们不仅萌发了重商主义的意识,而且还提出了发展民族主义工矿业的主张,这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思想和学术上,经世思想家批判"宋学"、"汉学",主张学术经世,提倡一种注重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对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乾卦六龙态的天文含义研究——《左传》“龙纪”历法钩沉

《左传》昭公四年的“龙纪”,是上古以苍龙星为历象的太阳历的记载。这个苍龙星星象在《易经》乾卦六爻爻辞中有形象的描述 ,根据寅月“见龙”、午月“跃龙”等记载 ,可知其观测年代当在夏代以前。这种借龙“以喻天之阳气”的龙纪历法流传至先秦秦汉 ,或称“易历”、“气历”;或称“律历”、“甲历”。它以天干记日 ,十日为旬 ,六旬为甲 ,六甲为岁 ,一岁 36 0日 ;并通过不记在日序之内的 5— 6日的过年日使历年长度略等于回归年长度 。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

清代中期 ,汉学发展如日中天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 ,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本文拟对《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述动机、体例特点及学术价值进行梳理 ,进而客观地评价其人其书。

关于乾嘉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最近一二十年间,董理学术史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各位先进较多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论证乾嘉学派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准确地梳理和把握此一历史过程,或可窥见18、19世纪间,中国学术之演进脉络。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流派、史学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汉宋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嘉经世之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突破已有成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也扩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道德高风果在世外”——论苏轼与道潜的交往

道潜与苏轼交往密切,是苏轼佛教界最为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表。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道潜患难相从、相助、情义为先,谱写了"道德高风果在世外"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