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观乐”再解读——从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经典的角度

季札在“观乐”过程中围绕音声、歌词内容及其政治含义发表的评论足以说明“季札观乐”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经典的文本属性。而以政治德行为批评依据,重视音声特点,推崇宏大之声、中和之美则是其音乐批评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与孔子、荀子及《礼记·乐记》之音乐批评思想的比较分析,再结合已有的考证成果,可将“季札观乐”的大致写成时代断定在战国初期。“季札观乐”与前后儒家音乐批评思想的明显不同则更能凸显其作为中国古代音乐作品批评论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价值。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由神学文化形态转变为世俗文化形态。这次转型确立了作为人文主义精华的心学传统,这是今天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但同时也逐渐失落了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这是与现代性相悖逆的。这次转型经过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经典表征:《易经》观念是其发端,《左传》筮例是其发展,《易传》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来成为中国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赋诗断章”新论

《左传》所载"赋诗断章",作为先秦一种重要的用诗方式,标志着先秦《诗》学的转向,对于先秦《诗》的传播和阐释,以及先秦诗学观念的塑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赋诗断章"的价值应得到公正评价,那种视之为"乱说诗"的陈腐观念理应予以摒弃。

《左传》郑庄公传叙

作为编年体史书,《左传》叙事简要生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读解《左传》,需要立足坚实的文献资料,纵横贯通,且以现代学术眼光,融会新知,抉示其丰富的内蕴。郑庄公是春秋五霸出现之前的一代英雄,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为东迁之后新郑的生存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郑庄公在历史演进中的对内、对外策略,彰显出复杂的政治环境、礼崩乐坏的文化现实以及人性的多样复杂性;也正是郑庄公之文化性格,使郑之强盛,及身而衰,失去历史的机遇,沦为附庸而艰难自保。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

姚际恒《春秋通论》的“历史美学”商榷

姚际恒是康熙年间学人,《春秋通论》是他《春秋》学、《左传》学的代表作。受"理学清算"思潮影响,《春秋通论》颇多瑕疵,然至今未见学界有比较深入的批评性文论。若以"历史美学"——借美学之慧眼审视"历史"和"历史学"——之方法对《春秋通论》加以剖析,姚际恒对孟子论《春秋》语;诟病杜预说"例",以及对《左传》的批评都带有"历史美学"视角下的明显缺陷。辨姚氏而明之,或可于当今"治学"取举一反三之效。

钟惺品评《左传》

钟惺好史,他运用历史、文学的双重角度对《左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品评。通过品评,钟惺强调了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之说,提倡了治史之风,总结了作文之法,这对于扭转晚明浮躁学风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钟惺的史评过于随意,且深度不够,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隐、桓年间史实看《左传》的叙事结构及其“意蕴”——《左传》历史美学解读之一

《左传》不仅是"经",且是经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实的"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不祧之祖,《左传》中饱涵的"历史美学"意谓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后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厘析而探求之,对于克服当今历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痼疾亦不失为良方药剂。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左传》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初探

借助相关数据之比较、众多种类之列举,具体剖析《左传》对偶运用的艺术特色,以期为其语言风格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宗儒任法:儒法转捩中的吴起思想

吴起学于儒门,深通兵法,又为战国法家之先驱,其思想具有兼融儒法诸家的特点。一方面,吴起秉持儒家德治理念,向魏武侯阐述了治国"在德不在险"的理念。另一方面,吴起变法"一楚国之俗",展露出明法审令、信赏必罚、持势任术、立公弃私的法家思想。同时,作为《左传》撰定者,吴起的史家特质显现出思想话语的多样性,其发微春秋"元年"大义,向君王陈述治国之本,正折射出儒法两家思想在维系君权秩序价值方面所由通。这种"宗儒任法"的思想形态,在战国由儒入法的思想史历程中具有转捩意义。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八股文与《左绣》评点述论

《左绣》以评点形式专论《左传》文法,是对《左传》进行全文评点的"法"的里程碑著作,代表了《左传》文学评点的最高成就。《左绣》与八股文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表现为文体、文题、技法上的借鉴,在以时文为古文方面表现为将八股文术语、结构、技法运用于《左传》评点中。从八股文角度可以揭示《左绣》在文学批评、古文义法、修辞学等各方面的特点,从而进一步研究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达到全盛期的历史原因、美学形态及文学价值,推动《左传》评点学史乃至《左传》学史的深入研究。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

笔者用“从以‘初’字领起到以‘当是时’领起”,“从雅爱趣味到对故事性、戏剧性的追求”,“从单一的叙事体式到多种笔仗并用”三个小标题 ,着重论述《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轨迹。

《左传》“以”的语法化研究

《左传》中的"以"意义丰富,功能复杂,它凝固了先秦"以"语法化的不同层次的成果,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以"在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上的特点说明,"以"的词义虚化、功能发展以及"以"所在结构的语法化,不是齐头并进、整齐划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