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与日记整理脞谈

日记的趣味与价值,学界已有共识。日记的手稿影印版与文字整理版各有短长,或失之辨识困难,或容易错讹残缺,理想的方式当是出版手稿与文字的对照版。所见日记手稿影印版与文字整理版之关系大致有三种类型:仅见手稿影印版而可提出问题者、有文字版而出现手稿可资对照者与有文字版而偶见抄件可供校正者,可分别以王伯祥、吴宓和徐志摩的日记为例略作讨论。准确而高效地把握日记之面貌与内容,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与学科的发展。

为容已得南威论——《木兰花慢》疑案前奏曲

据《吴宓日记续编》记载,1954年2月17日,《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曾赴重庆北碚谒见老一辈红学家吴宓,五天后"临行赋诗,留谢宓与此间诸先生"。实际上,此诗原本是去年(1953)的12月上旬赠送给老师顾随的作品。半个世纪后,作者将此诗与顾词《木兰花慢》(石头非宝玉)联系起来,却颠倒了它们产生的顺序,使读者误以为顾词乃因《新证》而作。此举已导致学术纷乱,诗者"为容已得南威论"遂成了《木兰花慢》疑案的前奏曲。由此可知,某些回忆文字是比较容易失真的,除非寻得可靠的旁证材料,否则不可轻易采信。

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 ,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 ,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 ,常常是恶语相加 ,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 ,但并不反对新文化 ,也不反对引进西学 ,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 ,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 ,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 。

论《吴宓日记续编》的三个维度

《吴宓日记续编》记录了吴宓在1949年之后的生命历程,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变革、转折过程中所做的思考和努力。从历史、文化、生命三个维度探讨其史料价值,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和哲理内涵。

从《吴宓日记》看吴宓对洪深早期戏剧活动的影响

《吴宓日记》细致翔实地记载了洪深在清华和哈佛时期的戏剧实践和戏剧活动。吴宓对洪深早期戏剧活动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相对于匮乏有限的洪深早期研究文献而言,《吴宓日记》无疑存档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

不忘过去才能把握未来——读《吴宓日记续编》

《吴宓日记续编》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文献,不仅是记录个人心路历程的信史,更是从个人角度记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的信史。在日记中,吴宓对于激进思潮的否定思考,启迪我们重新反思传统价值的现代意义。

近十年(2011—2020)吴宓研究述评

近十年(2011—2020)来,国内吴宓研究稳步前进,学界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发现,近十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吴宓作为编辑、"学衡派"代表人物、文学家、红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文化名人等多重身份开展研究,开拓研究的新天地。而近十年吴宓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新生代学者为代表的多领域、跨学科研究主体,多采用纵横比较的研究方法,围绕《吴宓日记》展开纵深广延与点面结合的研究。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吴宓研究的前景展望:加深对《吴宓日记》文学维度的探讨,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综合新旧材料,拓展学术空间;追踪吴宓思想志业的动态发展,创新研究方法,以期能为未来的吴宓研究提供路径参考。

吴宓日记中的“毛泽东”

已披露的1949年前《吴宓日记》正文中没有关于毛泽东的记载。《吴宓日记续编》中也没有吴宓与毛泽东直接交往的记录,但间接的交流或曰关联却颇为丰富。其中提及"毛泽东"213次,出现"毛主席"966处。这固然和毛泽东在时代氛围中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相关,有公共性和普遍性;但也记载着吴宓个体的情感表达与生命体验,有个人性和特殊性。不管是吴宓对毛泽东的"恭录""赞颂"与"收集"之行为,还是"不及""应负其责"与"粗浅"之评论,或是因"蓄意刺杀""莫大侮辱"与"大不敬"而获罪,都是吴宓政治态度、政治生活和政治生命的重要表现与关键内容,对还原和研究共和国时代吴宓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思想意义重大,对毛泽东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吴宓晚年经济生活研究——以1957年为例

通过对吴宓日记中所记载其晚年经济生活的梳理,可再现老一辈学人正直、淡泊、节俭、与人为善的优良品德,以及重庆地区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平,尽可能地接近、还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以达到了解、认知那个时代的目的。

吴宓晚年经济生活研究——以1957年为例

目前关于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的资料不多,相形之下,吴宓日记关于这方面的记录颇为详细,涉及其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具参考和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对吴宓晚年经济生活的梳理,再现老一辈学人正直、淡泊、节俭、与人为善的优良品德,以及重庆地区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平,尽可能地接近、还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以达到了解、认知那个时代的目的。

一个故事的两种写法——谈《吴宓自编年谱》与《吴宓日记》中有关吴宓婚恋部分的几处出入

对照《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日记》,我们可以发现 :在两个文本中 ,吴宓对自己婚恋生活的叙述有较大的出入。这些“出入”及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使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吴宓的情感真实——这些“真实”

吴宓日记中的武昌起义书写

吴宓有作日记的习惯,持“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的日记观。他笔下对武昌起义的书写,从武昌革命军的动态到清朝政府的反应,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黎元洪到普通百姓,从京城市面的慌乱到清华园师生的惶惑,范围广泛,内容丰实,体现出个人书写的特点。这其中,又蕴藏吴宓“非暴力”的革命观和开放的民族观。吴宓的日记是关于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私人记录,与正史形成参照、印证和互补的关系。他的叙述手法和文字特点呈现出日记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以时代烛照个人,以个人凸显时代,是吴宓日记中武昌起义书写的主要特点。

从《吴宓日记》看吴宓的道德意志与儒教精神

《吴宓日记》是吴宓对近代混乱的社会思潮和反覆的人情关系的真实见解与感触,并记述了吴宓在民国时期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创办《学衡》杂志,推行道德对国民性的改良教育。从《吴宓日记》中可见吴宓终其一生推崇的道德至上和中庸思想,由此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批判和补充,而吴宓意志与精神的形成、发展与实践贯穿其人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吴宓日记续编》的“变体”及其意涵探微

《吴宓日记》具有鲜明的真实性和隐私性特征,其旨在备遗忘、录时事、志感想、发议论、存诗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吴宓日记续编》自然也延续了这一文体特征,但在另一方面,《日记续编》却出现了记录内容、记叙态度、目的和功能的潜在变化。这一变化便是超越一己之情感生活,开始自觉地关注与记录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和处境,具有明确的存史意识,表现了"降志辱身"后的情感宣泄,体现出"发愤著述"的生命抗争,而与此相关的是吴宓对其日记、年谱、文稿等整理保存的苦心孤诣,其中也寄寓着他对中国文化贞下起元的深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