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阈下中国沿边地区人口最新实态及其类型化研究——基于140个边境县的人口样本考查

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重要防线,边疆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在边疆安全中,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又是重中之重。通过对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140个县的人口样本调查和研究发现,我国当前陆地边境人口呈现新的发展动态。从类型上看,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多且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西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次之,西部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少,但呈现上升趋势,西部边境人口总量的上升幅度较西南边境小。分省区看,各省区边境人口增减呈不均衡的动态变化趋势。针对我国边境地区存在的人口安全问题,提出“戍边人口”“经济人口”“文化人口”的概念,以探寻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和实践路径。

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与数据流动的不可能三角问题——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治理为例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作为数字化时代下重要议题,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合作的热点。文章提出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数据自主权、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三个方面不可能同时满足。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不可能三角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结合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演变的国际经验,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治理模式的三个维度。基于数据治理不可能三角的视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策略,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动与安全规则体系、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协同机制为突破口,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实现数据跨境有序安全流动。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宋元明清时期湖南西部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及影响——以湘黔滇古驿道湖南段碑记为考察中心

湘黔滇古驿道湖南段的碑记数量众多,其中儒学类碑记资料十分丰富。这些儒学碑记详实记录了湘黔滇古驿道湖南段各政区儒学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历程,揭示了以驿道为中心的文化输入对驿道沿途政治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儒学传播对边徼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丰富与拓展驿道文化、儒学南传以及边疆治理研究等有重要意义。

何以留住治边人才:边境民族地区乡镇公务员工作嵌入与离职倾向

边境民族地区乡镇公务员的频繁流动甚至流失,成为有效落实国家治边方略的现实制约。基于182份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镇公务员问卷数据的定量研究,从工作嵌入视角深入探究公务员离职倾向的效应关系及其保留策略。研究发现:工作嵌入中的组织嵌入与家庭嵌入均对离职倾向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组织嵌入的预测作用更明显,家庭嵌入次之;工作价值观中的声望型、社会型维度在工作嵌入与离职倾向关系中有重要负向调节作用;家庭嵌入、组织嵌入和工作价值观三者对离职倾向存在三重交互作用。为此,以创新差异化福利、“地方化”甄选机制与培训内容、“家庭友好制度”等留职策略,增强公务员扎根服务边境民族地区乡镇的嵌入度、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边境民族地区乡镇公务员的离职倾向,为边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区域一体化分工—合作视角下的都市圈高质量国土空间治理

研究目的:阐释都市圈国土空间区域一体化分工分区与合作治理的逻辑关联与实践思路,为都市圈国土空间高质量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案例归纳法。研究结果:都市圈国土空间功能分工分区可以确立开发与保护的基本格局,实现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空间发展和分类管控。跨行政区空间合作是实现生态和经济收益最大化的空间分工发展的手段。毗邻和非毗邻地区的跨行政区空间合作,包括互补型、连通型、共享型三种类型,常常面临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空间规划不对接“逆向选择”和地域间合作成本收益不对等导致的不合作“道德风险”两种障碍,需要通过畅通信息渠道、组织利益协商、上级政府协调才能破除障碍,推动合作。研究结论:都市圈国土空间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空间分工与合作,分工是合作的科学依据,合作是实现分工的手段。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是合作的目标准则,信息沟通、利益协商、自上而下的协调是均衡地域间成本收益、推动合作成功的驱动力。

边境地区双重垂管体制与涉边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广西中越边境P县多个口岸的田野观察

边境地区政府治理体系体现出双重垂管特征,即国家主权职能优先的垂管体系和地方贸易功能区统揽的垂管体系。边境地区县域政府在双重垂管体系下成为从属型政权角色。此种垂管治理体系的常规运行体现出国家主权事务规则强制化、市场秩序建构的地方化和县乡属地事务的边缘化。这导致边境地区县域属地统合治理存在现实困境,体现为:跨境事务多头管理与协同难、边境基层政权基础性权力偏弱、边境基层社会的流动性与复杂性对属地常规治理的挑战。推进边境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和县域治理能力提升,需在属地治理平台的权限整合、优化常规治理中的协同机制、提升边境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和强化边境地区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等方面着力。

边疆的概念属性、问题语境及其现代性治理

从历史维度与空间维度来看,作为概念形态与客观存在的“边疆”经历了从“陆疆”向“海疆”“空疆”的持续演进。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边疆”的观念形态与客观实践在意识领域、空间地理、社会构造上互为交织;从共时性与社会构造维度来看,随着人类对于技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控制,“边疆”经历了从地理边疆向政治边疆、经济边疆、文化边疆、信息边疆、高边疆、利益边疆等复合边疆的演进。现代民族国家通常遵循“核心—边缘”的结构模式,而处于自然地理与治理结构双重“边缘”的边疆对民族国家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边疆并不必然成为问题,但发展中心主义、信息化语境、全球化语境,均对边疆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侵扰,这类问题语境的反向作用将可能导致边疆成为民族国家的问题所在。边疆不是纯粹的静态性客观存在,而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动态性结果。新时代,我们需要立足当下并着眼于未来,系统构建符合时代价值与国家利益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凝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实现国家治理、边疆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积极倡导并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新格局,维护边疆安全与国家利益。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探析

党的二十大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符合乡村振兴总体要求中治理有效的发展需求,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然逻辑与现实选择。该文基于乡村振兴背景,总结怒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多元共治工作实践及成效;归纳怒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探讨进一步推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绿色可持续发展。

明代省际交界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基于王阳明巡抚南赣与王世贞巡抚郧阳的考察

省际交界地区的社会治理难题在历朝都存在,明代南赣地区与郧阳地区尤为如此。基于此,南赣巡抚王阳明与郧阳巡抚王世贞采取了各自的治理方略。王阳明抚赣以出奇制胜,从道德教化出发,设新县、创牌法、举乡约、淳风俗,剿抚兼施,建立起一体化的社会治理体系。王世贞抚郧以正行稳,首重文教建设,清吏治、兴水利、惠民生、整军政,文武并备以施展社会治理。王阳明巡抚南赣与王世贞巡抚郧阳展现了王朝国家对于省际交界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揭示出明代省际交界地区社会治理机制,即设置巡抚作为治理机构,注重德法兼备治理理念、推行官民共治治理措施。

法律视野下的湘赣边区域政府招商问题研究

湘赣边区域招商引资是萍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文章从省界经济发展特点、招商引资政府主体的角度,针对湘赣边区域跨省协同中招商引资中可能出现的政府主体责任未落实、招商引资协议主体争议、优惠政策埋雷与项目评估工作缺失等具体困境,提出实施完善“小快灵”立法以及协同立法、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引入专业法律服务机构以及建立人才智库等具体法律对策。

边疆治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变迁的政治过程——一个间断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

以间断均衡理论为基础,基于边疆治理视角分析1952-2021年间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变迁呈现阶梯式的发展趋向,在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转化下,分别经历了“信息传递”的基础打造、“鼓励发展”的自我提升、“文化惠民”的中央扶持、“服务标准”的“硬”约束等多个阶段的议题呈现。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注意力分配、文化堕距规避、民族自治情景共同构成了推动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的作用机理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要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众确立更为立体的家国观念,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产品,构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建城戍边方略

边疆地区正逐渐从传统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经济的生产方式转变,要求治边方略上也须由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屯垦戍边方略进一步转向建城戍边方略。建城戍边方略是指政府为适应边疆现代化发展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沿边地带推进城镇化发展,建设完善的市镇体系,从而发挥其治边戍边固边作用的战略政策。建城戍边方略有利于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有利于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有利于推动边疆地区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独特作用。有利于提高我国对周边国家的辐射能力。建城戍边方略从理论构想变为实践成果,需要对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需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人口聚集这三大基础性问题,需要发挥对口支援制度的优势和效能。

族际交往与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社会发展调查(CBSS)数据的分析

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衔接,有助于边疆地区后脱贫时代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利用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社会发展调查(CBSS)数据,对边疆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并分析边疆地区族际交往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族际交往是影响边疆地区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推动族际交往与增进民族互信可以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尤其对高贫困脆弱性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效应更大。为此,边疆地区脱贫和返贫工作重点应积极推动并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精准识别事实贫困与低边人群,扩大贫困帮扶范围,将族际交往引入边疆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具体考量体系中。

行政区交界地区趋利型府际协作何以可能?——基于交界地带产业协同发展案例的过程追踪

通过横向府际协作解决跨域公共事务已经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的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在省、市场域下通过协作助推共同发展的治理议题,对微观情境下趋利型府际协作的特征和效用探讨较少。本文在回顾交界地区竞合关系和事实型府际协作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探讨趋利型府际协作的发生逻辑。本文选取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框架下彭什川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跨域趋利型府际协作案例,对协作过程进行了深描和回顾。微观情境下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运作过程呈现嵌套推进而非单一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协作历史和现有制度形塑的协作愿景受到了议题领域属性的制约,经由政策学习与政治势能嵌入的纵向赋权和协作机制创新的横向增能,最终将实现协作绩效的持续产出和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良性运转。本文通过对行政区交界地区横向府际协作案例的回顾,对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运作过程进行了检视,探讨了微观情境下行政区交界地区府际协作的可行路径。

新时代我国稳边固边的认同整合实践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X旗的田野调查

我国陆地边境地区的认同问题相当重要,认同整合是新时代我国稳边固边实践的基础性环节。新时代我国稳边固边的认同整合实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照增强“五个认同”的基本导向,重点推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之间的认同整合。新时代我国稳边固边的认同整合实践需要依托一定的实践机制,主要表现为政策保障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宣传教育机制与社会互嵌机制等内容。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边境地区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继续因地制宜推进稳边固边的认同整合实践。

情理断案、调解与简约治理--以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中心

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模仿西方法治的“据法审判”不同,边区有意识地探索与中国国情更为吻合的司法之路。以边区的婚姻司法为例,由于法律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相对于边区社会来说过于超前,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始料未及的问题,边区在改进立法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司法中的变通方式。在判决中运用情理做出判决的“情理断案”,以及推广相对灵活、不拘法律条文的调解模式,即是边区在司法中进行变通的产物。“简约治理”模式符合当时精兵简政的潮流,以有限的司法资源维持了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它既体现了边区对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体现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模式的反思与改进,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法制道路的可贵尝试。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范式的挑战与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数字治理的不断勃兴,将进一步加速全球范围的信息化浪潮。数字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全方位的数据互通和协同,特别是数字化的流程重塑,在治理机制上实现数据支撑的决策、管理和创新。在此进程中,数据自然产生了存储等静态问题;与此同时,也会相应产生数据使用、保护和流动等动态问题,而数据的动态变化如果涉及跨境难题,将会进一步增加治理难度。近年来,二战后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断上升,传统国际经济、社会、安全形势都在不断受到新的挑战,数字化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正在推动全球治理数字化变革。数字治理已经从过去区域性的治理模式逐步向更为广泛的全球治理工具演进。跨境数据流动中涉及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问题的法律规制是全球共识,既是域内治理问题,也是国际法律问题。而我国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动力和压力,开始积极探索一条数字治理的法治路径,并充分考量到数据跨境流动及数字治理全球性问题的法律规制。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性,其数据跨境流动性受多重因素影响,对内要实现区内要素流动,对外要实现与全球要素市场和规则体系对接,必须探索一条推动区内数据跨境流通的有效路径。国际社会对此已有一些较好的实践:联合国倡导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体系,美国构建的有条件的自由流动模式,欧盟采用区内外区分的跨境数据治理机制等,均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有益经验。然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流动仍然面临若干困境与障碍。下一步,应借鉴先进经验,统筹域内、涉外两重治理机制,以多元路径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数据流动机制。

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困境及路径——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为例

实现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会促进边境牧区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牢。结合边境牧区治理实践,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可从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法治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工具智慧化等五个方面衡量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态。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治理机制法治不足、牧民参政程度较低、治理智慧化水平低、边境牧区治理存在无效的风险是边境牧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阻滞了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实现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须从推进牧区治理多元协同、提高边民整体法律素质、完善民主参与机制、以科技支撑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深化边境牧区治理绩效动态化管理等方面着手。

清末新政前夕云南边疆军政高层冲突及影响

清末新政实施前夕,彼此相互牵制、职权又重合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围绕云南军政权力分配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既是甲午战后清朝中枢与地方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面相。这次冲突表现出的清廷中枢力量日益“弱化”、央地之间的复杂互动、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歧异”、云南地方财政及军事的不足等内容,都将制约新政的正式政令及改革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位处西南边疆关键地区的云南社会政治的这些复杂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必然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艰巨局面。深刻洞察这一复杂景象,才能对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具体实施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