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东亚病夫”:奥运会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民族心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追赶世界的脚步加快,体育界急切希望获得成绩并得到世界认可,在此过程中喊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逐渐被淡化。中国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精彩表现震撼了世界,使得中国人的自信心空前提振,相关报道多会联系“东亚病夫”一词加以评说。中国人通过体育首次尝到赶上世界的胜利滋味,但“东亚病夫”的心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折射出中国人追赶世界的紧迫感与时代忧患。

“东亚病夫”的污名化构建与体育的正名机制

运用污名理论和历史分析方法,在近代中国国家构建语境中分析“东亚病夫”污名的构建过程与脉络,认为“东亚病夫”的污名化构建经历了从西方到中国的空间脉络、从自卑到自强的心理脉络、从国家到身体的主体脉络等3个发展脉络。探究体育正名“东亚病夫”污名的机制与方法,即通过强种救国的观念认知机制、体育强国的教育机制、个体与国家形象的同构机制,实现观念觉醒、身体教育和国家建构,为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奠定基础;并提出应进一步发挥体育的作用与功能,消除当今“新东亚病夫”的隐忧。

体育梦: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审视与剖析中国梦,发现体育梦是中国梦的内核,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擎柱。通过对中国梦、体育梦的解读,结合各时代背景,提出当代中国实现体育梦的路径:发挥中国梦对体育梦实现的引领作用;将注重民生作为实现体育梦的切入点和归宿点;倡导体育精神,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创新深化体育文化建设,促进体育文化多元发展;深化体育改革,推动社会主义体育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解读近代中国“尚武”思潮

本文采用史料印证法、逻辑分析法和综合研究法等,并以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为历史背景,侧重于研究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蔡锷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所倡导的"尚武"与"尚武精神"。研究认为: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只有"尚武","强种强国"也必须"尚武"。

曾朴著译篇目考录

曾朴一生著译颇丰,先后创办《小说林》和《真美善》杂志,创作《孽海花》《鲁男子》等长篇小说,发表各类著译文章226种,未刊散佚者有30种。目前学界已有五种曾朴著译篇目,但均有错讹与不周全处。通过搜集查考各类现代文学书目、期刊目录工具书和十数种现当代文学期刊原刊,辑得曾朴著译篇目凡256种,含已有五目未及收录的文学著译50种、公文35种,并对既有五目详加考释、订正,以为学界曾朴研究之参考。

作为集体记忆的“东亚病夫情结”对武术精神复兴的意义

"东亚病夫"是近代中国人内心中最为痛楚的"集体记忆",但它并不是一个对象化的历史事实,而是被"自我的东方化"构建出来的一种情结,一种效果的历史。这种记忆的"痛楚感"并没有摧垮国人的精神意志,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促进近代中华民族武术精神复兴的"牛虻"。如今,作为民族身体符号的武术需要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竞技体育金牌数量跻身于世界前列带来的表面繁荣,富足平稳的社会环境,和平的社会现状,传统文化的衰微和考试指挥棒下的文弱化的青少年,都容易导致民族精神在其中慢慢沉沦,因此亟需新的"牛虻"——"痛楚情结"的刺激,以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巧强力"。

李小龙表达自我的武学思想香港源考

为了深刻理解和认识以及进一步论证和补充李小龙表达自我的武学思想,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实地调研法,对李小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中李小龙的武学经历,具体来说,是对李小龙为什么选择武,以及实践了什么武,进行了研究。据此文章得出结论:李小龙所生活的中国香港时期对于其武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前提性、基础性的意义与作用。

历史叙述与逻辑叙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不但"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富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强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是对党的奋斗历程的历史叙述,又是逻辑叙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历史叙述,也是逻辑叙述,可以说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形象概括。

20世纪上半叶菲律宾华侨体育的兴起与体育民族主义探析

论文考察了近代菲律宾华侨体育的兴起与发展概况,分析了华侨民族主义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近代海内外华人对“病夫”的公共记忆是现代体育缘起的重要因素,重塑健全的民族也成为菲律宾华侨体育的重要目标与动力。“体育民族主义”对菲律宾华侨在当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华侨通过体育展现了竞争性的民族精神,无论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体育活动还是华侨体育组织的发展,都大大增进了华侨社会的内聚力。在新国民教育、全运会、远运会及抗战等民族主义相关的环境或事件影响下,菲华体育不断发展。菲律宾华侨通过参与当地国际赛事、国庆体育赛事与抗战义赛等,以和平方式表现了民族竞争力,增强了民族自尊与自我肯定,进而巩固了菲华社会基于中国认同的内向性和一致性,为其在当地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

本又以追本溯源的方式，从厘清「东亚病夫」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的不同意义，进而探讨它在近代中国民族想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可以确认十九世纪末期的甲午战争，促成了「东方病夫」说在西方舆论界诞生。由於目睹当时清中国改革无效，内部问题重重，某些西方观察家以西方惯用形容类似局面的鄂图曼帝国（土耳其）的形容词－一病夫(Sick Man)，来形容表达他们所观察的清中国当时的困境。当时中国舆论界，尤其是致力於变法维新者以「逆耳忠言」态度正面看待这项源自西方的清由国「体检报告」，中国思想家也引用相同的比喻，来强调当时中国必须变革的迫切性和正当性。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国民改造成为政治社会改革根本的新思潮，尤其是强国必先强种的思维，使得国民身体素质的检讨批评成为新的思想课题。在这样新的思想脉络下，「病夫」的意涵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内，被中国思想家如梁启超等操弄转化成是针对当时中国人病弱身躯的写实形容，甚至成为中国作家的自我比喻：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王义意识的高涨，「病夫」论的「外来性质」也开始被强调。由於这些新的历史因素影响下，「东亚病夫」产生的原始历史背景和其单纯意义，渐渐为人所遗忘。在近代中国民族王义的滋养哺育下，「东亚病夫」成为了百年来，中国人集体记忆中，代表着傲慢无情的西方人所一直挂在嘴边，嘲笑中国和中国人的羞辱名词。简言之，这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成长转化」的「病夫」，不啻是中国人所创造想像的「他者的诅咒」，转而为中国人集体认同意识中的「原罪」，必须以身体技能所博得的荣耀，尤其是现代国际体育竞技场上，不断地证明其已被解咒，已被清洗。从理性思想分析的角度而言，「东亚病夫」在近代中国「生根、成长、转化」的过程中，充斥着太多认知上的谬误和不必要的情绪操弄；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百年来的历史动向不啻是近代中国人，在自我言诠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於西方和西方人爱憎交杂的矛盾心情的具体呈现的一页沧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