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直道”与“曲笔”:朱子《春秋》学基本精神探微

朱子于《春秋》未尝有专著问世,然朱子《春秋》学实存在非常丰富的内容,且无不吻合于其理学的基本精神。简而言之,朱子将《春秋》理解为孔子“圣人之心”的自然流露,相比于后世学者以“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论《春秋》,孔子《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圣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着“直道”与“曲笔”的基本分别。由此,朱子主张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去体认圣人《春秋》“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宗旨,而反对通过前代学者的“条例”之学“委曲”地理解《春秋》之义。

孔子修《春秋》说的由“述”而“作”之变——一种文献形成史角度的阐释

从文献形成史的角度来考察,孔子于《春秋》,从其史料来源于鲁《春秋》言,是论次;从其义例和笔法主要依据旧法来说,是因袭;从其大量删削鲁《春秋》常见条目和内容,以及改易部分辞句,统一义例来说,是修订;从其实际上由此确立一种义法精神、修史原则,使自己主要用以教学的《春秋》成为战国中期及以后士人认识春秋时代的主要典籍和依归说,则是创作。孔子由“述而不作”的思想方法出发,终能制作“六经”,垂法后世,也体现了春秋晚期私学兴起、诸子方兴时代述作观念和著述模式转变中的过渡性特征。

修辞策略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实践

"孔子作《春秋》"说在中国经学历史上兹事体大且历经纷争。在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下,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为重新讨论西汉时期的相关言述提供了新进路。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之中,为不同的话语意图服务,而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修辞策略来加以论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三者有关这一命题的叙述具有不同的修辞特征,体现了不同的话语策动机制。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取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

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的历史意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

作为儒家诗性言说的方式之一,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时所遵循的曲折委婉的写作原则。其中,"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而幽深的内涵,而"大义"经过经学家的不断阐发,将其文本内蕴的"正名"思想加以宣扬,这一过程正是《春秋》之隐喻的阐释过程。此外,"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惩恶而劝善"四大义例的运用以及《春秋》"史蕴诗心"的特质,也使得"春秋笔法"呈现出约言示义、暗寓褒贬的隐喻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古人所崇尚与遵循的典范。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建构中国本土隐喻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更对于整合中华文化特色、重构中华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春秋会盟文化与盟书的文体结构

随着会盟的频繁,盟书的创作和应用在春秋时代达到顶峰,形成了以会盟日期、与盟成员、会盟缘起、盟首及诅辞五大要素为基础的文体结构。春秋盟书是记录春秋会盟制度的活化石,流传下来的那些片言只语,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春秋盟书奠定了供后世袭用的文体结构,也产生了一些套语,成为盟辞的标志。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三国志》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

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问世以后,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一直被视为"前四史"之一。其实,它是我国史学史上继《国语》《战国策》之后,又一部十分重要的撰述封建社会分裂时期的国别史。作者博采众家之长,自创全新撰述体制,高质量地锻造了汉、晋之间的历史链条。文章从陈寿借鉴《国语》,精心设计形制体例;人为本位,创新纪传构成模式;开创品评,拓展人性多元审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国志》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以窥探其对我国史学、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史记》中的“至圣”孔子研究

孔子是《史记》中的重要人物。首先,司马迁对孔子十分重视,他不仅创作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多篇传记,并且在《孔子世家》以外的55篇传记中引用了孔子的言行故事,达103处之多。其次,司马迁是第一个将孔子推崇为"至圣"的人,他使得孔子的"圣人"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汉代正史上得以确立。在《史记》中"至圣"孔子具有崇高性、神秘性、悲剧性等特点,并有着丰富饱满的性格特征。再次,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对他创作《史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对孔子价值标准的继承,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春秋》笔法"的借鉴。在史识上甚至对孔子有某些超越。可见司马迁"至圣"孔子之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春秋》笔法:句义成分关联与限定成分增添示褒贬

《春秋》经文均以标题式单句行文,作者充分利用句子层面的潜在能力在组句表意的同时,蕴含了丰富复杂的言外之意。本文集中描写了其中的"句义成分与称谓变化关联"和"限定成分增添"两种手段,以数据统计和比对的方式系统地展现了"《春秋》笔法"典型的规则性表现。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表现形态、"引经据典"之风、文论家的双重身份、儒家经典文论的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家笔法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话语的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被视作正史附庸或直接被称为"稗官野史",所以评点家们常常以史家笔法作为评点话语,其主要表现有三:直接点明小说作者采用了《春秋》笔法;明确指出小说作品"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直接以《左传》、《史记》笔法标准评判小说;详细揭示古典小说中的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相互融通。

春秋笔法的框架语义观

"春秋五例"表达了框架语义思想,与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和Langacker的认知语法有相通之处,它隐含了"一字褒贬"的丰富内涵,解释了框架解读的主观性,加深了对《文心雕龙》隐秀观的理解。

春秋笔法与讽语耦合之修辞滥觞

自虞舜而至西周,古诗作为讽语的载体存续千余年。春秋时期,周王权衰落而至礼崩乐坏,孔子笔削鲁国旧史作《春秋》,创建春秋笔法寓存微言大义而成为教化新文本,将弦歌讽喻之声的古诗讽语功能,演化为"属辞比事"之文章修辞。"属辞"强调以辞意统领事件记述的视角、情节与详略的取舍;"比事"重在事件类情之比,以及连类生情之比。在聘问歌咏衰亡之后,春秋笔法成为讽语的载体,开启文章修辞学之滥觞。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历史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人小说,有明显的传统历史叙事特色。这首先体现在《儒林外史》最直接借用了史著列传和类传体例,以春秋笔法叙事为宗。其次,《儒林外史》中许多故事情节也与正史、唐传奇和本朝时人诗文大量互文。这显示了吴敬梓史料勾辑运用的功力、才学见识的圆熟。最后,《儒林外史》虽是作者发愤之作,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彰显了作者醒世救世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儒林外史》意在揭露儒林痼疾,却以描写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和日用常情入手,尚实写真,不作玄虚荒渺之谈,笔削得当,善善恶恶,人物丰满生动,从而坚守了传统历史的叙事伦理。不过,历史叙事的影响也使《儒林外史》有轻载人物结局的小小瑕疵。

论两代太史公的发愤著史之心——兼谈《伯夷列传》的破体隐衷

古贤时彦曾以“太史公之心”或“司马迁之心”指称《史记》心灵史书写的主体蕴藉,但若基于语义逻辑,“太史公之心”不惟涵摄“司马迁之心”,亦应涵括“司马谈之心”。发愤著史是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不过,司马谈期待的是一部表彰盛世的当代史,司马迁则希冀一部继述《春秋》的万世之史,此其心相之异。《伯夷列传》事略文简,论说逾半而传述寥寥,其微旨是以史笔担公义,以史著替天道,为人立传,为世立法;其破体隐衷与《太史公自序》等篇互见,均彰显了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心。

家族校勘《吕氏春秋》之典范:梁玉绳《吕子校补》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家族集体校勘古书的例子十分丰富,但是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例子确实罕见。家族校勘《吕氏春秋》又留下具有重要影响校勘成果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梁玉绳《吕子校补》作为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代表,具有典范意义。研究梁玉绳《吕子校补》可见其家族家风之承传、家族著述之实践、校补《吕子》之典范。